2026年5月22日下午三点，“反思与展望：多维视域中阳明心学研究”座谈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四幢顺利举行。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学通史编纂与研究”开题会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本次座谈会旨在汇聚专家智慧，围绕阳明心学研究的核心理论、历史演变、国际传播及现代价值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推动阳明心学研究的发展，并为青年学者提供方向指引。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刘莹老师主持，复旦大学吴震教授、浙江大学董平教授、浙江省社科院钱明研究员及中山大学陈畅教授共同参与研讨。
刘莹老师在开场中指出，阳明心学研究既需要回归经典文本，也应当积极回应当代学术关切。她希望与会学者能够结合各自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对阳明心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展开深刻反思，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吴震教授围绕“良知”概念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他指出，当前学界多将王阳明正式提出“良知”概念的时间界定于其晚年，其中“49岁提出良知说”已成为较为主流的观点。然而，吴教授进一步指出，仅仅关注“良知”概念何时被明确提出并不足够，更值得深入追问的是：王阳明究竟在何时开始酝酿“良知”的思想内涵？在正式提出“致良知”之前，其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转变？吴震教授强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思想推论，而应回到具体文献，通过思想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印证展开细致考辨。他以《传习录》为中心，结合相关语录形成的时间脉络指出，王阳明在38岁提出“知行合一”时，实际上已经赋予“知”以区别于朱子学的新意义。由此推断，至少在37岁，阳明已经形成了关于“良知”的初步理解。
随后，吴教授又通过“知是心之本体”“知是理之灵处”等《传习录》中的关键表述进一步分析指出，从这些文本的形成时间来看，王阳明在40岁前后实际上已经对“良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可见，“致良知”并非阳明晚年突然提出的思想创见，而是其思想长期积累与不断深化的结果。在吴震教授看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思想史层面的概念辨析，更关系到阳明心学整体哲学理论架构的成立。王阳明对“良知”的理解，经历了早期“知是理之灵处”到晚年“良知即天理”的转变，其中始终贯穿着“心即理”的意义。这便涉及“心即理”如何成立的问题，其实质也就是“主体与实体如何统一”这一核心哲学议题。由此可见，对于阳明所言“良知”之讨论，从来不是私人性的伦理问题，而是贯穿宋明理学乃至现代新儒学的重要哲学命题。
董平教授围绕“良知”的理论内涵及其思想意义展开了深入阐述。他首先区分了“概念意义上的良知”与“思想层面的良知”，指出尽管王阳明在平定朱宸濠、江西讲学时期才正式确立“致良知”之教，但其思想自“龙场悟道”后便已朝此方向演进，只是早期尚未明确冠以“良知”之名。无论是滁州讲学还是其后期思想的演变，阳明心学始终保持着内在的一贯性。董教授进一步指出，“良知”概念集中体现了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原始差异，这一点在朱、陆鹅湖之会中已充分显现。朱熹提出“性即理”，强调道德活动必须具有超越性的本原依据，以说明人何以可能具有道德性；而陆九渊则认为道德本自具足，只需返回本心即可。所谓“心即理”，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强调“心”的真实存在与万理具足。而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则是将“心即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功夫，其最终指向的是“万物一体”之境界。
在董教授看来，朱熹与陆、王的根本差异在于问题意识的不同：朱熹关注的是“如何由圣人之学通达圣人之道”，而陆、王则直指“人如何成为圣人”。因此，阳明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并非否定道德，而是强调良知不应局限于狭义的道德本体，更应直接落实于现实的生命活动。与之相应，“知行合一”具有双重意蕴：在认识层面，表现为“真知即真行”；在实践层面，则意味着真正的善并非对外部规范的机械服从，而是在荡涤私欲后，于现实行动中自然彰显人之“主本”。董教授总结道，良知的根本特征在于儒家所倡导的“大中至正”，它体现了人的“存在”与“价值”在现实生命中的圆融统一。因此，阳明学讨论的绝非单纯的道德问题，更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及其价值意义的根本学问。
钱明研究员则从东亚思想史与国际传播的角度，对近百年来的“阳明热”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当前阳明学研究呈现出某种“内热外冷”的趋势：在中国大陆，阳明学持续升温；而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研究热度相较以往有所下降。结合自身多年在日韩高校讲学交流的经历，钱明研究员谈到，十余年前日韩本土学者仍是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而如今相关研究队伍中，中国学者反而占据了绝大多数。钱明研究员举例指出，1972年恰逢王阳明诞辰500周年，这一年份在全球阳明学传播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海外，尤其是日本和美国，掀起了颇具规模的学术热潮。日本阳明学研究于1972年达到高峰，学界与商界共同启动了一批重大研究项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阳明学大系》。美国学界也举办了重要的纪念活动，例如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王阳明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来自美、欧、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众多名家学者。然而，到了2022年王阳明诞辰550周年之际，国际上的反响已十分微弱，国内相关活动却相对热烈。
钱研究员进一步指出，这一变化实际上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阳明学的需求差异密切相关。相较于朱子学，阳明学更具有社会化、大众化的倾向，容易与现实的职业活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因而更易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应当警惕当前“阳明热”中出现的庸俗化、宗教化及资源浪费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细化，在区域性研究、文献搜集与问题意识等层面开拓新的方向。
陈畅教授则将讨论引向阳明学的形上学与政治哲学问题。他指出，阳明学不仅在形上学层面不同于朱子学，更代表了一种对于世界存在方式与秩序结构的重新理解，而这种理解必然会引发不同于朱子学的独特政治效果。自陈白沙起，心学传统形成了一种强调“感应”与“生生”的宇宙观：世界并非静态的理性结构，而是一个充满感通的动态秩序。因而，良知本身既具有形上学意义，也是“万物一体”境界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在此基础上，陈教授进一步强调，阳明学的政治意义，实质上在于对个体内在主体性的激活。良知并非私人性的内在体验，而是一种人与世界秩序相互感应的强大力量。所谓“致良知”，并非外在规范的强加，而是通过祛除私欲与偏蔽，使人的本心重新恢复其与世界秩序的同步状态。正因如此，阳明学自出现以来，便不断突破朱子学偏重纲常秩序与规范体系的传统框架，进而形成一种更具主体性与实践性的政治精神。从江右王门到东林学派，最终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集其大成。
在这一思想推进的过程中，阳明后学对于“气”的讨论尤为重要。气不再只是宇宙生成的材料性存在，而成为理解现实世界的重要基础，这使心学得以从伦理、宗教层面推进到政治层面。这要求对世界进行客观、精准的把握，而不能仅停留于个体层面的讨论。由此，知识论层面如何精准把握世界秩序的问题便凸显出来。江右王门、东林学派高攀龙、刘宗周与黄宗羲师徒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了对社会秩序与形上学的讨论，进而推动了阳明个体性哲学的完善。阳明学逐渐由个体心性之学转向对社会秩序、现实政治的深入探讨。而明清鼎革之后，这一问题意识未能持续展开，相关讨论逐渐中断，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遗憾。
会议最后，各位老师对在场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刘莹老师对与会学者的讨论进行了回应与总结。她指出，本次座谈会不仅集中呈现了当前阳明学研究的若干关键议题，也展现了不同研究路径间的深层互动，成果颇丰。在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本次座谈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