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国学学刊》二〇二五年第一期）

【摘 要】以《阳明文录》的版本史而言，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目录著录为“闻人诠刻本”的《阳明文录》多被视为钱德洪编纂足本阳明文集的初刻本，本人曾指其失，认为国家图书馆所藏黄绾嘉靖癸巳序《阳明先生文录》，方为文献中所言闻人诠姑苏刻本，是钱德洪编纂足本阳明文集的初刻本。本文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考证，尝试对国图黄绾癸巳序本的刊刻年代、具体刊刻状况、它与一般所谓“闻人诠刻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细节上的进一步澄清。

【关键词】王阳明 钱德洪  黄绾  《阳明文录》

笔者曾撰《〈阳明文录〉闻人诠姑苏刻本辨正》一文指出，国家图书馆所藏黄绾嘉靖癸巳序《阳明先生文录》（以下简称“国图黄本”），实为文献中所言闻人诠姑苏刻本。论据有三，其一，该本为范庆本《阳明文录》重刊所据母本，而范庆本实为姑苏本的重刊本；其二，该本存留的刻工名，可考者皆苏州知名刻工，可佐证该本刊刻于姑苏；其三，该本为钱德洪手自编纂。至于该本即闻本刊刻时间，一般所谓“闻本”的版本源流问题，本文尝试展开论之。

一、国图黄本亦即闻本刻成于乙未年

关于闻本的刊刻时间，见于《年谱》附录：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录》于姑苏。

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诠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

据此，成刻在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二月。《年谱》附录此处的叙事当出自钱德洪本人，钱的另一说法则出自其在《文录》刻成时所撰《复闻人邦正书》，末云：

刻既成，惧读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准此，则乙未年正月写此信时已经是“刻既成”。那么，闻本的成刻是否比正月更早呢？据笔者所见，基本无此可能。同据该信所言，《文录》的编纂体例钱本人在“去年广回舟中” 尚在反复思量之中，则《文录》的付刻当在此后。钱德洪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赴广东，是作为主考官主考广东乡试。明代乡试日期确定在八月。钱作为主考官毕其事，再返回苏州，无论如何，也要到甲午初冬了。体例既定，尚须“重为厘类”（何者归于文录、何者归于外集，此非易事），此后立即开始刊刻事宜，至乙未正月或二月刻成，非无此可能，唯时间上确伤于促迫，更遑论早于乙未正月。

以此而论，或不排除《复闻人邦正书》末所识“正月”有误的可能。当然，参诸“去年广回舟中”语，该信写于嘉靖乙未年可完全确定，《文录》成刻在乙末年亦属确凿。本文所探讨的国图黄本，成刻当亦在嘉靖乙未。

《年谱》成编甚晚，其“二月”刻成之说未必别有确据，很可能即据一般所谓“闻本”卷首黄绾序落款在乙未三月，故有二月刻成之说，此说本亦与《复闻人邦正书》相矛盾。

如笔者所质疑的正月、二月刻成伤于促迫成立的话，其刻成下限应该不会晚于乙未冬，王畿所撰钱德洪《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中云：“ 乙未冬，丁内艰，归越”。

就国图黄本本身看，卷首黄绾序在癸巳年（1533),卷中也看不到与闻本成刻在乙末年说法相  冲突的情况，但与正月、二月成刻的说法则有冲突，即前引《别录》卷十所附《叙迟留宸濠反间  遗事》末尾“嘉靖乙末八月”钱德洪识语。仅以这一点而言，国图黄本成刻或当在乙未八月后了。不唯如此，其间更有曲折，按钱德洪的说法，《别录》或更早刊刻，曾单行于世。

二、《别录》先行刊刻

关于《别录》曾先行刊刻，钱德洪有如此回忆：

德洪昔裒次师文，尝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别录》，为师征濠之功未明于天下也。既后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启原冲年即有志师学，搜猎遗文若干篇，录公移所遗者类为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将增刻《文录续编》，用以补其所未备也。出以示余。……隆庆庚午八 月朔 日，德洪百拜识。

此段话出自隆庆四年庚午（1570),乃钱德洪晚年追忆，此中所述牵涉头绪颇多。“既后刻《文录》，志在删繁”，此《文录》当指一般之所谓“闻本”，这是现存文献中，钱德洪唯一道出其后来所编订的“闻本”有删除的情况。只是此中所言，删繁的对象是先行刊刻的《别录》。以钱本人言，从国图黄本之闻本到一般所谓“闻本”《文录》部分的删除，应该是他不愿提及的。此处所谈论的又是关涉“公移逸稿”的问题，故唯就《别录》而谈。然钱谓先刻的《别录》达二十卷之多，则或出于晚年记忆之误。联系于国图黄本与相关文献，《别录》先刻，可能性很大，可资佐证者有以下数端：

其一，国图黄本《文录》（含《外集》）部分每卷皆存在较多的墨钉， 由此可见，该部分的刊  刻尚未经最后的校正，可说尚未完工。《别录》部分则墨钉绝少，可以说是成熟的刻本了。《别录》先刻，《文录》按照《别录》之版式后刻，有此可能。

其二，《文录》（含《外集》）部分无目录，《别录》部分则于卷首详列卷中各篇目录。此再证《别录》为成熟的刻本，《文录》为初步完成尚未成熟的刻本。

其三，范本重刊国图黄本时，不仅《别录》刻版荡然无存，所据纸本亦只有前十四卷的《文录》部分（包括《外集》）。《文录》《别录》，合而印之则为一书，分而印之亦可独立各成一书。

其四，邹守益信可确证《别录》先刻，其《简黄勉之》云：

近与双江诸兄再会青原，同志之集，凡二百余人。……绪山在师门久，所得最深，须痛与扫荡，悉使荡荡然无一物，方可语屡空之室。不然，亿则屡中，直与辟喭同为渣滓耳。佛者之教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吾辈乃以知见求圣，将无认魔为佛乎？文集鸠工，如鄙人之见，只欲删繁就简，以无违先师之志。不然，恐添学者一重知见矣。

邹此信年月可得考定，所云“青原再会”，其《录青原再会语》末云：“嘉靖甲午闰月己卯，同志再会于青原，二百余人。二者所言当为一事。是年闰二月，可知邹此信作于嘉靖甲午闰二月后不久。邹写信的对象是黄省曾，其人即家于吴，乃钱德洪“重为厘类”的共事者。邹守益此时已从黄处获悉“文集鸠工”，亦即付刻之事。联系到前所述钱德洪在“广回舟中” 尚在斟酌体例，先此付刻者应只能是体例无争议的《别录》部分。

至于未有文录，何来“别录”之名？此可以解释，此前行于世的阳明文集，已有刊刻于阳明生前的邹守益刊广德本《文录》，“别录”之名，即针对广德本“文录”而来， 国图黄本“文录”之名，亦为承广德本而来者。

钱德洪谓《别录》先刻，我们之所以要联系到国图黄本说， 因参诸钱德洪相关说法，足本《别录》之先刻，也当刻于钱在苏州府学教授任内，完全不可能刻于更早。钱之嘉靖乙未《反间遗事》识语云：“夫子殁后，搜录遗书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据钱说，则其师去世后用了“七年”才集齐奏疏、文移。阳明去世在嘉靖七年戊子（１５２８），“七年”如首尾俱计入的话，则迟至嘉靖十三年甲午（１５３４）了。然钱德洪计年多疏漏，如《刻文录叙说》则云“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吴，始较定篇类”，此仍指其师辞世“既七年”，明确标为壬辰年，即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距阳明去世的嘉靖七年（１５２８）无论如何不能说“既七年”了。前引《年谱》闻本刊刻之年所载则称“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此亦嘉靖十一年壬辰（１５３２）事，此则又云“越六年”。无论前引“奏疏文移始集”的“七年”何指，总不会在钱壬辰任苏学教授之前。故钱晚年回忆所言《别录》足本曾先刻，只能是在苏州时发生的事。

从前引邹守益信来看，他是甲午闰二月后不久从黄省曾来信中获知该消息的，真正的鸠工时间当更早，大致不外乎癸巳、甲午之交吧，成刻或即在甲午当年。故虽云《别录》先刻单行，去后来乙未《文录》之刻并不遥远，实前后一时相续之事。

至于《别录》卷十所附钱嘉靖乙未八月识语与《别录》先刻时间上的冲突，或可以《反间遗  事》乃乙未八月后所补版刻入加以解释。古籍补刻不为稀见，如首都图书馆所藏萧氏古翰楼本  《阳明文录》，即补刻有阳明《与晋溪书》。只是首图萧本之补刻在补刻者的跋语中有明确说明，钱识语则没有明确表明这一点。一般所谓“闻本”亦有补刻有《祭洪襄惠公文》者，唯此补刻于卷中，页码以同前此页码的“又三十八”标注，亦为显见。

《别录》此识语的刊刻在乙未八月之后，倒能给我们一些提示，《文录》的刊刻很可能此时犹在进行中，于其时补刻入《反间遗事》，再方便不过。当然，如前所论，此行为发生的下限当不晚于乙未冬钱归越奔丧。

以上所论，乃国图黄本即闻本的刊刻时间，并结合相关文献，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尝试作出合理的推测。无论如何，该本成刻于嘉靖乙未年，可以确定。至于具体时间，无论《别录》是否先刻，乙未八月附录的《反间遗事》是否后来补刻，其所给出的时间提示都不容忽视。笔者倾向于国图黄本即闻本成刻在乙未八月后不久，而在乙未冬钱奔丧之前。正因成刻未久即遭母丧，故《文录》部分大量墨钉及显见的鲁鱼亥豕之讹尚未及校改，目录亦未及入刻，而成为我们今日所见的样子。墨钉的存在，也提示我们，刻工所据以刻版者，是手写的稿本，而非刊本。总而言之，成刻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的国图黄本即闻本，乃钱德洪编订《阳明文录》的初刻本。

国图黄本既如此，那么，一般所谓“闻本”又是怎样的一个本子呢？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一般所谓“闻本”，与国图黄本一样，经钱德洪编订，这一点无人质疑，亦毋庸置疑。其次，可以确定的是，“闻本”的编订、刊刻均晚于国图黄本，“闻本”正是在国图黄本的基础上增删移易而成者。

三、卷首序可证“闻本”晚出——兼谈京大黄本的情况

“闻本”较国图黄本晚出有一至为显见的证据，即二本卷首所载序，特别是卷首皆有黄绾序，而国图黄本所载为癸巳序，“闻本”所载为乙未序，一前一后，至为显见，更勿论“闻本”另一邹守益序出自丙申了。我们知道，卷首载有黄绾癸巳序除我们确定为国图黄本重刊本的范本而外，尚有京都大学藏五卷本《阳明文录》。前此研究者如铃木隆一、吴震、永富青地等皆据黄绾序中内容断定其当由黄绾刊刻于嘉靖癸巳，只是铃木隆一与吴震视其为“单刻本” ,即视五卷为足本，永富青地因曾见范庆本，以其为残本。笔者认同永富青地残本之说，有范庆本为参照，此点至为显见。至于据此序而厘定其由黄绾刊刻于嘉靖癸巳，则无此可能。

首先，就一般文献而言，未曾见到有黄绾单独刊刻阳明文集的记载。即以黄绾序而言，刊刻于黄绾生前甚早的《石龙集》亦收有该序,无年月落款，审其内容，虽小有异同，然所收无疑是“闻本”乙未一序。由此可知，黄绾自己是视乙未序为定稿的，故以此序收入自己的文集中。若黄嘉靖癸巳曾单独刊刻阳明文集，以癸巳序入自己文集的可能性更大。

就版本本身而言，亦可断定京大黄本晚于国图黄本。此本虽笔者所未见，不过，据永富青地  云，范本（永富青地称其为张良才本）“至卷之五的内容和京大本全部相同”，以至于在文末所附  《诸本构成对照表》中，将京大黄本与范本统一处理，头五卷以京大黄本表示，后九卷则在同一栏  中以范本表示，并用〈〉符号加以标注。据永富青地与相关研究者的描述，该本与范庆本一样，是在国图黄本的基础上改易而成，该本当为范庆本残本或范庆本重刊本残本。下将各本卷次对照列  表如下，其中范本与京大本亦如永富青地，作合并处理：

如表所示，范本无《文录》《外集》之分，而皆以《文录》为名，卷次连续编号， 同时，卷次前后与国图黄本之不同，乃整卷移易该本相关内容所致。就范本具体内容而言，可粗见编纂者希望藉此达成的体例，即相同文体编为一处，再行分卷，然这种体例并未能贯彻始终。如表所示，卷五至卷九所收文体依次为“序——序、记、说——记——说、杂著——杂著”，颇显杂乱无章，此种混乱皆因整卷移易国图黄本相应卷次所致。

国图黄本分《文录》《外集》，而《文录》与《外集》复各据文体分类。其中，《文录》卷四为“序、记、说”三种文体，以各文体相应文章较少，不足以各自单独为一卷。《外集》部分相应文体文章略多，故卷六为“序”，卷七为“记”，一种文体为一卷，卷八为则又包含“说、杂著”了。当范本把《文录》与《外集》相同文体依据整卷汇聚一处时，如前所示，体例上的混乱就发生了。就此而言，有如范本之编排情形者，必出于国图黄本之后。

范本如此体例造成的另外一种混乱，则为年月编排上的混乱。国图黄本各种文体的文章以时间早晚为序编排，以有《文录》《外集》之分，相同文体在《文录》《外集》中各以时间早晚为序，当将两者汇集一处，又不改变原有次序时，时间上的混乱就必然会发生。如表所示， 以“书”为例，范本前三卷“书” 自正德己巳始至嘉靖戊子终， 以时间早晚连续排序，至卷四“书”又从头再来，复自正德癸亥始至嘉靖戊子终重新排序，与前三卷并不能接续。范本卷五至卷九各种文体在时间排序上皆有此问题。必有如国图黄本《文录》《外集》之时间分别编排在前，范本汇聚二者于一处时时间顺序上的混乱方可理解。此再证有如范本之编排情形者，必出于国图黄本之后。

落实到京大本，因仅为前五卷的残本，如表所示，文体编排上的混乱尚没有发生，前四卷为书，卷五为序。但如前所言，前四卷“书”在时间顺序上的混乱已经发生了。此种时间排序上的混乱，并非巧合，与范本一样，皆因移易有《文录》《外集》之分的国图黄本整卷内容所致，故该本只能晚于国图黄本。范本系据国图黄本重刊者我们已有论定，故京大黄本只可能是范本残本或范本重刊本之残本。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的文献学的研究》一书“图版”部分收有京大黄本书影半页，乃卷一页一的前半页，该页版心恰好如范本一样，留有刻工“宅”之名，以此而论，京大黄本基本可以确定为范本残本。

前此研究者虽于京大黄本版本判断上有失误，但他们据此本而探讨的一般所谓“闻本”后来增 删改易的痕迹与相关意图则仍然是有意义的，因该本所源出的母本亦即国图黄本确实早于“ 闻本 ”。

四、“ 闻本”所存改易国图黄本痕迹亦可证该本晚出

“闻本”删除国图黄本显见的痕迹曾为永富青地为所指出，“ 闻本”卷二有《寄薛尚谦》（癸未）一书，就其内容而言，实为国图黄本卷二的《寄薛尚谦二》（乙酉）一书。国图黄本此前尚有《寄薛尚谦》（癸未）一书，为钱德洪所删除，但钱删除此书时，不慎将此书纪年混入所保留的《寄薛尚谦二》（乙酉）。我们可以试想当时钱德洪操作时的具体情境，国图黄本二书如此编排：

寄薛尚谦癸未

正文１

寄薛尚谦二乙酉

正文２

钱在进行具体删除操作时，划掉的是“正文1”与“寄薛尚谦二 乙酉”标题部分，如“闻

本”所保留的部分即如此了：寄薛尚谦   癸未

正文２

就国图黄本与“闻本”的具体比较看，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修订的痕迹所存尚多，不一一列举，兹举一二显见者。国图黄本《从吾道人记》中有以下数语：

夫吾之所谓真吾者， 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

参诸“闻本”，“所好也”后尚有数语，乃国图黄本刊刻时遗漏者：

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行而笃敬焉，吾良知之所好也。

“闻本”与国图黄本亦同为半页10 行，行20 字，故二本某些局部版式多能保持一致（《别录》前七卷奏疏部分则几乎完全一致），《从吾道人记》即在二者版式一致之列。“闻本”所增数语的技术处理，则为将国图黄本该行及次行开头数字改为小字双行刻，并于其中增入前者失刻的部分，故该文此前此后版式犹保持一致。这种一致并非刻意所为，乃“闻本”在国图黄本的基础上校改所保留的痕迹。

又如“闻本”《书栾惠卷》文内“亦仁者及物之心”后为占五字的一长条墨钉，考诸国图黄本，此处为“时有妬忌乡约者故言之”十字，以双行小字排印，亦占五字。此十字当为阳明自注语，“闻本”校正时认为其无存在的必要，加以删除，墨钉则为删除后的痕迹，此后《全书》本亦无此阳明自注语。该文次行“虽蛮之邦行矣” 国图黄本“蛮”后显脱一字，“闻本”校正后补以“貊”字，在刊刻时与“之”字作双行小字并行，后补的痕迹至为明显。

此类痕迹尚多，不再列举。以上所论出于《文录》部分。关于《别录》部分，“闻本”对于原有经钱德洪编订的《别录》公移的大量删除，则见于我们上节所讨论的钱本人的叙事，此亦可为“闻本”后出的确证。

五、一般所谓“闻本”是晚出的闻本吗？

那么，一般所谓“闻本”是否是晚出的闻本，仍为经闻人诠而刻于姑苏者呢？此种可能性有，但不是很大。无论国图黄本即闻本刊刻于乙未正月抑或八月以后，是年冬月钱德洪即遭母丧而匆匆守制去了，很难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钱即对国图黄本原有编排有所变更，而另出一本如一般所谓“闻本”的《文录》。从《反间遗事》钱乙未八月识语看，迟至此时，钱德洪于《别录》上求其全的心态未有改易。以此而言，“ 闻本”的编纂与刊刻当发生于钱归越之后。那么，是否可能钱在越编成是本，仍使闻人诠刊刻于苏州呢？揆诸常理，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就此而言，曾亲见姑苏版的范庆的说法可以作为佐证。姑苏版范庆在嘉靖二十三上任时所见已仅存“什之二三”，此时距其成刻尚不足九年。而刻版的损毁尚不自此时始，据范庆序，姑苏版成刻“未几”，即“厄于回禄”，存世时间很短暂。

与此相对照的，是“闻本”的流传之广——这一点自其现存于世之多可以推断。一般而言，凡流传之广之古籍，刻版存世当亦久，因古无现代机器印刷技术，一次性大规模印刷可节约成本，刻版既成后，印刷往往视于需求而定，随时可以印制。就现存“闻本”而言，笔者曾寓目者有四本，当同为“闻本”刻版印刷而成，然其中刻版磨蚀程度已有至为明显的差异。其中， 以日本内阁文库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版面至为清晰，至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延古  堂李氏旧藏本，版面磨蚀已至为严重，有的页面很大篇幅已模糊难辨。此可证明该本刻版曾长期存在。

不仅如此，如前所言，“闻本”刻版曾经补刻入《祭洪襄惠公文》。之所以判定是原刻版之补刻，以该文在前揭东大与延古堂旧藏纸本中均存有，而非单一出现于某一纸本。之所以判定为“补刻”，一则以目录未见该文，一则在如内阁文库、国图所藏早期印本中，亦未见该文。就收有该文的“闻本”而言，以“又三十八页” 占一整页的该文文字迹之清晰，与前后形成鲜明的对照。该文补刻于该版，或出于洪钟后人，然钱德洪无疑是知情者，后来《全书》本即在相同位置收入该文。

此补刻亦再度证明“闻本”刻版的长期存在。此刻版如刻于姑苏、存于姑苏的话，范庆嘉靖二十三年任上觅其踪迹而了不可得，甚至打听到的是“未几，厄于回禄”的消息，无疑显得匪夷所思了。

如前所论，各种证据均指向一般所谓“闻本”不可能是刊刻于姑苏者，然笔者犹不敢遽下断语。其间一疑窦即该本之被称为“闻本”不自后来著录者、收藏者、研究者始，胡宗宪于嘉靖三十六年重刊《阳明文录》时即称其重刊所据母本为“姑苏本”（“闻人诠刻本”的另外一种说法），且据序中所言，此语出自钱德洪本人：

钱子偕龙溪王子谋于予曰：“……愿以姑苏本再加校正，梓藏于天真，以惠后学，何如？”予曰：“诺。”遂捐俸金若干两，命同知唐尧臣董其事，以九月某日刻成。

古人文中常设为问答语以方便叙事，问答是否真正发生或所录问答语是否原话，均未必然。但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胡宗宪序中所述，皆为当时钱德洪、王畿乃至阳明另外一弟子亦胡本校刻实际  执行者唐尧臣所知，且无异议。胡宗宪本乃“闻本”一系的重刊本，自胡序可知，当时诸人皆默认重刊所据即姑苏本了，所谓“愿以姑苏本重加校正”。职是之故，笔者于此始终不敢遽下断语，谓“闻本”绝非晚出之闻本。唯以常理论定，其可能性很小，或别有出乎常理之外的证据证其实乃后出的闻本，未可知也。

“闻本”如非刻于姑苏，刻于何处？亦可有一合理的推测。其论据亦出于钱德洪本人的说法：

德洪葺师《文录》，始刻于姑苏，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真，行诸四方久矣。

据此，钱德洪曾三度刊刻其师《文录》，“始刻于姑苏”者，即国图黄本，“再刻于天真”者，即胡宗宪刻本。中间“再刻于越”者，自来所未见，一般所谓“闻本”，有可能即是此“再刻于越”的越中本。其刊刻之年当去嘉靖乙未年不远，即在钱德洪归越守制期间。因关于越中本可见的文献资料甚少，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一合理推测，不敢视为定论。

该本刊刻于何地，也许并不重要，版本学家或可给出答案。在此，我们只要确定“闻本”亦出于钱德洪编纂，晚于国图黄本即可。

六、“ 闻本”卷首的两个序

一般所谓“闻本”之所以被收藏者、研究者一致判定为闻人诠刻本，至为显见的证据即卷首  所载二序。黄绾乙未序云“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刻梓以行”，邹守益丙申序首句即云“钱子德  洪刻先师文录于姑苏”，二者均指向所序之本为闻人诠姑苏本。换言之，此二序皆为姑苏本所作，可无疑问。无论一般所谓“闻本”是何本，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原本为姑苏本所写的黄绾乙未序与邹守益丙申序，何以反而载在此后出的所谓“闻本”中呢？

可以想象的情形是，钱德洪一边着手姑苏本的刊刻，一边去信请同门中的两位前辈黄绾、邹守益为此本作序。黄绾旧有序，又近在南京，故于乙未三月在癸巳序的基础上增数语，寄与钱。邹守益则远在江西，迁延至丙申三月方最终完成此序。黄绾乙未序钱因种种原因，未及替换癸巳旧序，即归越守制了。收到邹序时，则为归越之后。其后再行刊刻增删改易后的《文录》时，也就用到了黄、邹此二序。大致情形不外乎如此，以其中关涉于黄绾癸巳、乙未序之异同，稍作进一步展开说明。

关于黄绾癸巳序与乙未序的异同，吴震曾就京大黄本所载详细分析，可参考之。此处则就我们关注的问题有所解析。国图黄本所载癸巳序题作“阳明先生存稿序”，述相关情事如下：

惜乎！天不憖遗，不获尽见行事，大被斯世，仅足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抚卷泫然， 岂胜期（“期”，原本如此， 亦属“鲁鱼亥豕”之误， 当从“闻本”作“斯”）文之慨。乃与欧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 曰《阳明先生存稿》。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嘉靖癸巳秋九月望日… …

京大本因载有黄绾此序，曾被视为黄绾所刊的《存稿》，关于这一点，我们上文已指其非。那  么，黄绾作此序时的背景如何呢？当如序中所言，是黄绾在与欧阳德、钱德洪、黄弘纲及一二子侄  辈共同“检粹而编订之”，相关工作完成之后，初拟书名曰“存稿”，或“存稿”本身亦非书名，泛指阳明所存之稿，撰成此序，与“存稿”一同交与钱，“携之吴中”，以备日后刊刻之用。故国图黄本付刻之时，钱手头有此现成之序，一面付工刊刻，一面去信告知黄绾文集最新编纂及刊刻情形，请其改作原序。

至于乙未序较之癸巳序，除个别字句小有异同外，最关键的区别如吴震所言，则为在“曰  《阳明先生存稿》”后多出的数语：“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 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刻梓以行。”乙未序所增数语当出自黄绾本人，如前所言，《石龙集》所  载即该序，仍题作《阳明先生存稿序》。唯乙未序所增数语中，《石龙集》本又少“谋诸提学侍御  闻人邦正”一语。此语或为《石龙集》失载，或为钱德洪所增入，后刊于一般所谓“闻本”卷首者。

邹守益序较黄绾序迟了整整一年，除江西路途遥远外，或钱请其作序时间亦晚，未可知也。同  时，从前引《简黄勉之》可知，他是文集尽其全的极力反对者，获悉姑苏本具体如此编纂后， 当会再提反对意见，序之迁延时日，或以此故。钱于“闻本”再作删削，邹的反对当为原因之一。邹此序欧阳德曾寓目，去信告之云：“先师《文录》序，发明精到，有益来学，甚善，甚善。但辨疑解谤，似略费词。倘未入刻，得稍删去，如何？”今日读邹序，确如欧阳德所言，“辨疑解谤”是其主题，然是否经欧阳德建议后有所调整，亦不得而知。所可知者，其最终为钱德洪刻入一般所谓“闻本”。

钱德洪以黄绾乙未序、邹守益丙申序刻入“闻本”卷首， 当无他意，如其乙未年在姑苏刊刻《文录》时，以黄绾癸巳序入刻，亦属自然，后人即以此二序而断定其为闻人诠姑苏刻本，当时之人亦有如此认定者，钱予以默认。

如钱德洪晚年回忆但及《别录》先刻，“闻本”删繁，而不及真实闻本之情况，大抵而言，钱的态度是不欲人知真实闻本的情况，亦不曾刻意隐瞒。除《别录》外，“闻本”于《文录》部分亦删除十四篇书信，删除本身，即不欲以示人。此非出于钱之私意，大抵出于阳明学的传播与避免给其师带来更为不利的政治评价的考虑，此不赘。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