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9年）作为明代心学集大成者，其贬谪贵州龙场的三年（1508—1510年）不仅是个人思想的转折点，更是其与贵州各界人物深度交往、构建独特“朋友圈”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诗文，如《居夷集》《象祠记》《瘗旅文》等。据文化学者张清河先生在《王阳明贵州诗译诠》一书中介绍，在王阳明一生保留下来的近600首诗作中，写作于贵州的就超过1/6，有104首，其中有关思亲的占6首，有关诸生（学生）的16首，有关思归、思隐的36首，有关山水田园的21首，同官员酬唱的22首。它们既是生活详情的描写，也是心灵隐曲的披露，堪称王阳明个人的“诗史”。
贵州修文县（龙场驿）王学圣地牌坊
笔者在阅读学习王阳明在贵州创作的这些诗文时，重点对他在贵州的朋友圈，也就是他与当地官员、学子、百姓的交往情况作了认真的梳理。阳明先生在贵州期间接触到的有名有姓有职务的各类人物主要有：王文济、施总兵、胡少参、毛拙庵、陆佥宪、张宪长、徐掌教、黄太守澍、徐都宪、刘仁征、刘美之、刘侍御、陈文学、安宣慰、席书，阳明先生在《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的仆人王祥，远送他到龙里的高鸣凤、何廷远、陈寿宁，以及张时裕、向子佩、越文实、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李惟善、陈良丞、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易辅之、詹良丞、王世丞、袁邦彦、李良丞“列位秋元贤友”。如此算下来，王阳明在贵州短短三个年头的时间里，就结识数十人之多，这还不算龙冈书院、文明书院的其他“诸生”。
阳明先生的贵州朋友圈，不能不让人惊叹。短短的三个年头时间里，他就和当地官民、学子、少数民族群众结下如此深厚友谊，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头百姓，对他无一不称道、无一不赞赏，甚至还因他的讲学，影响到贵阳人的语言。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监察御史王杏来贵阳就职，他发现贵阳街头巷尾的歌声竟然“蔼蔼如越音”。这充分说明，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期间与民间接触甚多，他把家乡越曲教给了许多贵阳人。为此，王杏惊叹：王阳明在贵州“师教入人之深”！今学者陈福桐认为，贵州越剧的起源是始自王阳明。
王阳明贬谪贵州期间创作的诗文特别是他与朋友互动的作品，既是他的情感实录，也是阳明心学的载体，全面地反映了他在贵州的谪居生活和思想动态，成为他龙场悟道的见证和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508年：龙场悟道与第一批朋友
王阳明来到贵州结识的第一位朋友，当数王文济。1508年初，王阳明从今天的贵州玉屏进入贵州境，到平溪馆（今玉屏）他步王文济写了一首诗《平溪馆次王文济韵》。王文济是谁？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王阳明来黔途中遇到的，王文济也是因为得罪当权者，受到小人排挤，而被贬谪到贵州的。也有的说，当时王阳明入黔经过平溪时，时任贵州布政司少参的王文济得知后，专门拜访王阳明并作诗歌相赠。在诗中，王阳明表达了他内心的悲苦与坚韧，“清世独便吾职易，穷途还赖此心存”。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阳明与王文济关系甚是密切倒是千真万确，且有王阳明诗作为证。《居夷集》中的《即席次王文济少参韵二首》即是明证，由此可知王阳明在贵阳期间，他们是有继续交往的。他们在一起饮酒作诗，以诗对话，排解苦闷：“南来秋兴未全孤”“倾倒酒杯金谷罚”，由气候的变迁联想到人的衰老，由酒席上的行令罚酒联想到做事的认真；“诛求满地促官逋”，对催勒赋税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这些都表现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无话不谈，也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
一路艰险，踏平坎坷。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阳明抵达贵州龙场（今修文）。此地“万山丛棘”，苗僚杂居，环境艰苦，驿站荒废。他初居“玩易窝”洞穴，在“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的孤寂中，开始反思朱熹格物学说与人生际遇。其诗《陆广晓发》写道，“初日曈曈似晓霞，雨痕新霁渡头沙”，既描绘了龙场山水，也隐喻其心境从迷茫转向澄明。同年某夜，他忽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标志着心学思想的诞生。
这一时期，王阳明的第一批朋友主要来自当地底层民众与仆从。他带着僮仆王祥、王贵开荒种地，与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比邻而居。仆人王祥更在其诗文中多次出现，如《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仆人“王祥”，主仆之情深厚。当地民众见他栖身洞穴阴湿，主动伐木建屋，助其修筑何陋轩与龙冈书院。王阳明在《何陋轩记》中感慨：“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这种“夷夏平等”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淳朴人性的尊重。诗作《居夷集》多首记载了与民众共饮共耕的场景，如“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显示他已融入当地生活。比如，他在《西园》一诗中记述了他与当地老农醉酒的场景，“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与老农喝酒一不小心喝醉了，独自往草铺上一躺，鼾声随之而起，竟然忘记向老农说声再见。由此可见，王阳明在龙场与当地百姓关系融洽到了“自家人”的地步。
此外，王阳明与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交往始于此时。安贵荣作为水西彝族土司，主动馈赠米肉、金帛，虽被王阳明婉拒部分财物，但两人通过书信建立了友谊。安贵荣请王阳明为水西象祠作记，促成《象祠记》的诞生。该文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为主题，借舜感化弟象之事，赞水西民族包容精神，并隐晦表达对安贵荣施政的期望。王阳明在《谢安宣慰书》中表达感谢，后续《贻安贵荣书》更劝其勿裁驿道、出兵平叛，助安贵荣避免政治危机。这些书信既是官场交往的见证，也体现了王阳明以“心即理”思想影响地方治理的实践。
1509年：贵阳讲学与官场知交
王阳明的贵阳讲学，为他在贵州扩大朋友圈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平台。也正是通过贵阳讲学和官场中人的往来，更加让阳明心学得到认可、传播和后来的发扬光大。
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受邀至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活动范围从龙场扩展至贵阳，朋友圈随之扩大。他在龙冈书院收徒授课，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规，吸引“苗、彝、仡佬族民众云集听讲，居民欢聚而观如堵”。其诗《诸生夜坐》感叹“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将教育视为比立功更重要的使命。
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席书调任贵州提学副使，接任毛科主管教育后，便接受毛科的推荐，极力邀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为此，他两次到龙场龙冈书院听王阳明给“诸生”讲解心学，并诚意相邀。但对于席书的邀请，王阳明没有答应，一是担心席书因此受到牵连，刘瑾一伙降罪于席书；二是心学与科举考试不相关，怕引起官场不满意、群众不满意，影响席书的仕途和声誉。但席书不仅不怕，反而把文明书院修葺一新，并扩大招生规模，共选得学生200多人。他给王阳明回信说，万事俱备，只等先生大驾光临，主持讲学。
席书这种敢于直言、敢于担当的性格，终于打动了王阳明。他成为文明书院主讲后，果然不负众望，讲龙场悟道、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在培养造就众多学子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播了阳明心学，不仅使贵州学子受到“心性之学”的熏陶，也使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成为明代贵州学术的主流，为阳明心学在贵州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对黔中文教发展及王学在全国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历史上才有王阳明“悟道于龙场，传道于贵阳”之说。
贵州历史学者、老报人刘学洙在《贵州开发史话》一书写道：“知道王阳明的人千千万万，而知道席书者，恐怕屈指可数。但若没有席书，就不会有王阳明讲学贵阳，也不会有王学在贵州特别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纪念王阳明，一定不要忘记这位当年主管贵州教育的最高长官——明代贵州提学副使席书。”
正德四年，贵州按察司提学副使席书邀请王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席书亲率书院弟子二百余人“以所事师礼事之”
如果按相互间诗词相和多少来排列，我们大概可以把王阳明与之交往的朋友圈简明罗列如下：
排在首位的是胡少参。翻看王阳明《居夷集》，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胡少参。他与王阳明的交往较多，感情颇为深厚，在王阳明的100余首居夷诗作中，写给胡少参的就有6首，其中有3首还密集地排列在一起。胡少参者谁？一说是胡洪，一说是胡濂。五百年光阴过去，现在考证起来确实存在极大困难。仅从王阳明诗作中透露出的那一点点信息，我们确实很难判断胡少参的真实姓名。不管是胡洪，还是胡濂，都充分说明王阳明与胡少参之间的深厚情谊。在《艾草次胡少参韵》中，王阳明劝告胡少参，在与恶人（荆棘）作斗争的过程中，既要保护好好人（兰草），又要丢掉畏惧心理，同时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做到“勿为棘所欺”。在《与胡少参小集》中，王阳明用“后期客到停杯久，远道春来得信稀”的诗句，表达了他对好友的思念。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陆佥宪了，王阳明和他的诗词唱和有4首：《次韵陆佥宪元日春晴》《次韵陆文顺佥宪》《次韵送陆文顺佥宪》《次韵陆佥宪病起见寄》。据郭子章《黔记》记载：“正德三年戊辰……陆健，文顺，佥事，鄞县人，进士。”陆佥宪，姓陆名健，鄞县即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与王阳明老家余姚咫尺之隔，算是王阳明的正宗老乡，在贵州提刑按察使司任职。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也知造物曾何意，底事人心苦未平”“老臣正忧元气泄，中夜起坐心忡忡”“贵阳东望楚山平，无奈天涯又送行”，王阳明和陆佥宪相互之间倾述最多的还是家乡人家乡事，并通过这种倾述，相互支持鼓励。王阳明在贵州遇到的浙江老乡中，还有一位太守黄澍。《赠黄太守澍》载“卧疴闭空院，忽来故人车。入门辨眉宇，喜定还惊吁。”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到，王阳明和黄太守早就是老朋友了。黄澍到云南去为官，经过贵州时专门到龙场看望王阳明。看来王阳明在京城之时的为官做人确实很好，徐掌教被贬到贵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远在龙场的王阳明寄信写诗，致以问候。
在贵州的朋友圈中，像王阳明一样被贬谪的还有好几位，他们有的被贬谪在贵州，有的被贬谪到云南，相同的经历，同样的身份，一样的心情，成为他们结下深厚情谊的共同基础。比如，正德三年（1508年）八月，因忤逆刘瑾而被降到贵州任按察使的张贯，又被刘瑾贬到云南任参政。由此看来，这张贯也是一位正直之士，不畏强权，不怕被贬官甚至流放。
接到朝廷的调令后，张贯收拾家当准备启程前往云南。出发之前，驻在贵阳城的同僚和从龙场赶来的王阳明为张贯饯行。饯行宴上，王阳明想到自己的遭遇和所受的苦难，遂有感而发，写下《送张宪长左迁滇南大参次韵》：“世味知公最饱谙，百年清德亦何惭。柏台藩省官非左，江汉滇池道益南。绝域烟花怜我远，今宵风月好谁谈。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王阳明的劝慰和激励，以及面对困厄所采取的态度，让张贯深受鼓舞。第二天，张贯出贵阳北门，经头桥、二桥、三桥，随后向西前往云南而去。
刘侍御即刘寓生，在《贵州通志》中仅有“刘寓生，石首人”这么一句记载。刘侍御是王阳明的好友，当时任贵州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亦称监察侍御史，简称御史、侍御，按姓氏+职务称呼为刘侍御），后又被贬谪即将离开贵阳，心情十分郁闷和沉重，于是就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王阳明收到信后，作诗《赠刘侍御》，劝慰他“道自升沉宁有定，心存气节不无偏。知君已得虚舟意，随处风波只晏然”，人生起伏，情绪的消长是自然规律，因此保持定力，持节不变，做到中正仁义才是正理。
徐掌教与王阳明一样，是被贬谪到贵州的。王阳明在《寄徐掌教》一诗中写道：“徐稚今安在，空梁榻久悬。北门倾盖日，东鲁校文年。岁月成超忽，风云易变迁。新诗劳寄我，不愧鸟鸣篇。”弘治十七年（1504年），时年32岁的王阳明担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当年九月又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属正六品。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和徐掌教得以认识。当年山东乡试之时，王阳明是主考官，徐掌教是考官。回到京城之后，王阳明任兵部主事，徐掌教同时也到兵部任职。同样，徐掌教也因正直敢言而得罪刘瑾等，被贬谪到了贵州安顺附近。他一到被贬谪之地，就急忙给在龙场的王阳明写信，真真实实地表达他对老友王阳明的关切。王阳明收到老同事的问候信和诗歌后，既激动又悲伤，不由自主地发出“岁月成超忽，风云易变迁”的感慨！
与王阳明被贬谪的命运相同的还有好几位他的同僚与好友，他们在贵州期间或书信往来，或相互鼓励，或倾述衷肠，有的却身体不济客死异乡。刘天麒，字仁征，广西桂林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丙午乡试解元。弘治十五年（1502年）壬戌科进士，官授工部主事。他和王阳明是同一年被贬谪到贵州的，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他被贬谪到安庄驿当驿丞。安庄驿就在今天的安顺市镇宁县城，这个地方的条件应该要比龙场驿稍微好一些。但刘天麒后来因瘴疠虺毒而病逝在驿站，终其一生也没能看到刘瑾一伙的被剪除。为此，王阳明还专门写一篇祭文，祭奠他的这位好友。在《寄友用韵》中，王阳明说“怀人坐沉夜，帷灯暧幽光”“天深雁书杳，梦断关塞长”，表达了他对好友的深深思念之情。
在贵州期间，与王阳明有着密切往来的还有铜仁知府刘美之。刘美之名瑜，字美之，号省斋，山东文登人，生卒年不详。曾任刑部郎中、铜仁知府。弘治年间，王阳明任刑部主事，刘瑜任刑部郎中。王阳明经过千险万难到了龙场驿后，刘美之遂写信作诗问候老友，希望王阳明保持达观态度，保重身体，实在不行“回乡归隐”也是不错的选择。从中可以看出，刘美之也有归隐的想法。所以王阳明才在《答刘美之见寄次韵》诗中说“知君亦欲拂衣尘”了。
此外，在贵州期间，王阳明还和贵州都宪（都御史）徐节同游贵阳南庵（今翠微园），作《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岩寺藏春长不夏，江花映日艳于桃。山阴入户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气高。树老岂能知岁月，溪清真可鉴秋毫。但逢佳景须行乐，莫遣风霜著鬓毛。”描绘了南庵景色并抒发了超然物外的情怀。
1510年及以后：友谊的延续与黔中王门的传承
“相见未期，努力进修，以俟后会。即日已抵镇远，须臾放舟行矣。”明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离黔赴赣，他舍不下在贵州的弟子和结交的友人，一路行至镇远，下榻江西会馆，连夜给龙场旧友门生写下书信——《镇远旅邸书札》。
王阳明离开贵阳的时候，是非常匆忙的，根本来不及与官场中人、好友以及学生们道别。好事赶紧，夜长梦多。因为他得到调令的时候，大太监刘瑾还没有倒台，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明里暗里阴招不断，想收拾哪个就收拾哪个，想让谁倒台谁就马上倒台，想让谁进大牢那就不能等到第二天。想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以王阳明的性格和对形势的判断，必须立即动身。否则，刘瑾一伙不知道又会生出什么样的幺蛾子来，那样反而更麻烦。
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这封书札中，王阳明提到20多位门生的姓名，并勉励他们“努力进修，以俟后会”。这份由王阳明亲笔写下的天下王门第一份弟子群体名单，对研究黔中王门十分重要。过去，阳明学派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泰州王学等7个学派，唯独缺失黔中王门，这源于王阳明在贵州期间留下的很多诗文都没有被整理和收录。但在后世的不断发掘和研究中，慢慢补齐了一些文献，这封《镇远旅邸书札》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加上其他对阳明黔中诗文的梳理和补充，进一步确定了黔中王门是王门正宗学派之一，彰显了其价值和意义。在这份名单中，也涌现出一批非常有名的黔中王门弟子，比如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后来又有第二代黔中王门学人，比如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
陈文学，字宗鲁，明朝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他是王阳明在贵州众多学生中最为出色者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得到王阳明亲自赠诗的学生。当年，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陈文学即是其中之一。当时陈文学喜欢舞文弄墨，一心沉溺于文学技巧，这引起了王阳明的注意，如果他这样沉迷于技巧，就有可能偏离圣贤之道。为了纠正陈文学的这一错误认识和做法，更好为其指明“为学之道”，王阳明写下《赠陈宗鲁》一诗，告诫陈文学“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文学听从了老师的劝告和警示，不负期望，潜心理学，最终学有所成，成为黔中王门的佼佼者，进入阳明著名弟子之列。
嘉靖九年（1530年），陈文学出任陕西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知州，官至五品。嘉靖十一年（1532年），50岁的陈文学辞官回到家乡贵阳。回到故里之后，陈文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播阳明心学，他与同门弟子叶梧、汤冔等搜集和整理阳明先生遗著，先后编刻《居夷集》《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先生遗言集》等书。其中黔刻本《阳明先生文录》三卷、《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三卷流传至今，为后世保存了十分珍贵的阳明学文献资料。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陈文学联合黔中王门弟子数十人请求王杏建阳明书院及王公祠于贵阳，“以慰士民之怀”。于是王杏赎贵阳城东白云庵旧址修建书院和祠堂，这是全国最早的阳明书院和王公祠之一。嘉靖三十年（1551年），江西王门弟子胡尧时任贵州按察使，增修贵阳阳明书院，主持刻印阳明著作，颁行贵州学校、书院以作教材之用，“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同年，巡抚刘大直与浙中王门弟子赵锦等重修龙冈书院，并派人到江西请阳明学大师罗洪先、邹守益撰写《新建龙冈阳明祠碑记》和《龙冈书院祭田记》。陈文学作长诗《何陋轩歌》以纪其盛。清代西南大儒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一书中称陈文学“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
王阳明在江西、广西任职后，仍与贵州弟子有密切的书信联系，如《寄黔中诸生》勉励他们“致良知”以化民成俗。其贵州诗文集《居夷集》被门人整理刊刻，其中104首贵州诗约占其一生诗作的1/6，成为研究其心学思想的关键文本。晚明至清，象祠、龙冈书院等遗址成为心学圣地，日本阳明学者三岛毅、冈田武彦等曾至修文朝圣，印证了王阳明贵州朋友圈的跨时空影响力。
王阳明的贵州朋友圈，以其诗文为脉络，展现了其贬谪生涯中的人际网络与思想升华。从龙场悟道时的民众扶持，到贵阳讲学时的官学互动，再到离黔后的文化传承，既记录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的诞生过程，也折射出他对贵州山川人情的深切认同。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1期」
「谢亚鹏，贵州教育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