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地和“始论知行合一”之地。王阳明在流放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龙场镇）期间（1508.3—1509.12），曾经多次前往贵阳讲学传道，他在贵阳不仅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而且留下了一些重要文化遗迹，特别是他曾经在贵阳“汪氏园”停留过的“阳明草堂”，后来成为了贵阳“阳明祠”的源头。正是由于贵阳“阳明草堂”“阳明祠”以及“阳明书院”“贵山书院”的接续传承，500余年来，阳明文化在贵阳得以生生不息，流衍不绝。在此过程中，黔中王门与浙中王门留下了几段友好互动关系，成为阳明学史上的学术佳话。

一、王阳明贵阳讲学和“阳明草堂”

正德四年（1509）春夏之间，王阳明应贵州提学毛科（浙江余姚人）之邀，前往贵阳讲学。王阳明盛情难却，于是前往贵阳讲学，这是他第一次到“文明书院”讲学，但因为毛科于正德四年夏四月致仕回乡，王阳明在“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戛然而止。王阳明作《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一文相赠，与毛科依依话别。

同年（1509）闰九月，席书（四川遂宁人）继任贵州提学，再次邀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王阳明欣然应允，席书亲率贵阳诸生以师礼事之，这是第二次到“文明书院”讲学。史称：“文成既入文明书院，公（席书）暇则就书院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不汩没于俗学者，皆二先生之倡也。”从当年闰九月到十二月中旬，王阳明在“文明书院”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讲学活动。在此期间，留下了一些与贵阳讲学相关的诗文。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心学讲学活动，就是从贵州讲学而正式开始的。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受到一些贵阳世家大姓的盛情邀请。王阳明不仅与这些文化世家诗文唱和，同时还将这些世家的英才子弟收入门下而教之。比如，贵阳陈氏家族的陈文学，汤氏家族的汤冔，叶氏家族的叶梧，詹氏家族的詹恩、詹惠兄弟，李氏家族的李惟善、李良臣兄弟，汪氏家族的汪原铭等，都被纳为阳明门下弟子。在王阳明《镇远旅邸书札》中，王阳明写下了20余位贵州及门弟子的姓名字号，这是天下王门的第一份弟子名单。王阳明的浙中王门弟子徐爱后来与黔中王门弟子李良臣后来在山东相遇，徐爱作有《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回忆王阳明在贵阳的讲学之乐，诗云:

吾师谪贵阳，君始来从学。

异域乐群英，空谷振孤铎。

文章自余事，道义领深约。

南宫屈有待，东州教相许。

知新在温故，人师岂名作。

春风促归舟，流水绕华阁。

客路合离情，悠然念石廓。

王阳明当年在贵阳讲学活动中，不仅对自己刚刚建立的学说充满信心，而且也对贵州弟子充满期待。他在《居夷集》一书中作有《夜宿汪氏园》一诗，提到他在“汪氏园”和“阳明草堂”的情景。该诗云：

小阁藏身一斗方，夜深虚白自生光。

梁间来下徐生榻，座上惭无筍令香。

驿树雨声翻屋瓦，龙池月色浸书床。

他年贵竹传异事，应说阳明旧草堂。

戴明贤题“阳明草堂”诗句

该诗中的“他年贵竹传异事，应说阳明旧草堂”一句，不仅表现王阳明在“阳明草堂”与贵阳弟子的讲学之乐，而且也表现了王阳明对黔中王门弟子传承其学术的信心。正如60余年后贵州巡抚阮文中在《阳明书院碑记》（1572）所称：“始贵阳人士未知学，先生与群弟子日讲明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日革其浇漓之俗而还诸淳。迩者衣冠济济与齐鲁并，先生倡导之德，至于今不衰。”正是由于王阳明的教诲和贵州历代弟子的不懈努力，阳明之学在贵州才得以生根发芽并世代传承。

二、明代贵阳“阳明祠”与“阳明书院”

王阳明逝世之后（1529），朝廷立即剥夺其爵位，并定王学为“伪学”“异端”，禁止天下学子讲习阳明之学，王学处于最晦暗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下，黔中王门弟子感恩阳明先生，他们尊奉阳明先生如初。黔中王门在王学最困难的时期，将阳明之学的大旗树立在贵州高原之上。特别是王阳明黔中王门三大及门弟子——汤冔、叶梧、陈文学相继弃官，返归贵阳故里，他们慨然以弘扬师说为己任，使阳明之学在贵州得以继续传播，为天下王门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就在王阳明逝世之后第五年（1534），贵阳修建了“阳明祠”和“阳明书院”，这是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祠”和“阳明书院”之一。具体缘由是：当年，王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今余姚人）巡按贵州，“每郊行，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贵州士人或在家遥祭阳明，或亲到龙场祭奠，不禁吃惊，询问得知，原来是“龙场王夫子遗化也。”致仕回乡的黔中王门弟子汤冔、叶梧、陈文学联络贵阳弟子数十辈，恭请王杏兴建“阳明祠”并兼作“阳明书院”。王杏于是会商贵州左布政使周忠、按察使韩士英等，购买贵阳城东“白云庵”，将其改建为“阳明祠”（阳明书院）。王杏亲撰《新建阳明书院碑记》云：

……先生门人汤君冔、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余曰：“公帑未敷也。”次日，宣慰司学生员汤表、张历等以辞请。又次日，汤君冔辈又请。……乃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周君忠，按察使韩君士英辈会议，佥曰：“此舆论也。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祠典有弗合焉者乎？请许之以激劝边人。”遂许之。为赎白云庵旧基，给助之以工料之费，供事踊跃，庶民子来，逾月祠成。门庑堂室五座凡十三楹，祭田仪式亦备。汤冔辈请记于余……

王杏与汤冔、叶梧、陈文学等在贵阳城东“白云庵”建成的“阳明祠”，是为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祠”之一，其功能不仅仅只是祭祀阳明先生之用，更重要的是传承阳明先生之学，因此也是当时最早的“阳明书院”之一。王杏与汤冔、叶梧、陈文学因修建贵阳“阳明祠”（阳明书院）之功，而被钱德洪载入《王阳明先生年谱》一书中。贵阳“阳明祠”（阳明书院）因《王阳明先生年谱》一书而传名于天下。

何以赎“白云庵”而建“阳明祠”？乃是因为王阳明曾游此地并留有诗文之故。王阳明《白云堂》诗云：

白云僧舍市桥东，别院回廊小径通。

岁古檐松存独干，春还庭竹发新丛。

晴窗暗映群峰雪，清梵长飘高阁风。

迁客从来甘寂寞，青鞋时过月明中。

按：白云堂，即王阳明诗中的“白云僧舍”，位于贵阳东门之外，也即王杏《记》中所说的“白云庵”，这或许与汪氏家族的“阳明草堂”相邻。值得一提的是，贵阳城东的“白云堂”（白云庵）与城中东门附近的贵州巡抚衙署（今贵阳市省府路）较近。因此，王杏选择将王阳明到过的“白云堂”（白云庵）改建为“阳明祠”，乃是具有纪念意义而又比较近便的选项。

嘉靖十八年（1539），王阳明楚中王门弟子蒋信（湖南常德人）出任贵州提学，为抵制朝廷将王学定为“伪学”“异端”，蒋信不仅扩建贵阳“阳明祠”和“阳明书院”并增加祭祀王阳明的祭田之外，而且还重修“龙冈书院”“文明书院”，同时还在“文明书院”旁新建一所“正学书院”。至此，在全国禁毁阳明之学的背景下，贵州率先形成了一祠堂、四书院（“阳明祠”“阳明书院”“龙冈书院”“文明文明”“正学书院”）鼎足而立的盛况，表明阳明之学在贵州已深入人心。

嘉靖二十五年（1546），江右王门弟子王学益巡抚贵州，鉴于“白云庵”旧址的“阳明祠”（阳明书院）处于贵阳城墙之外，于是将其迁建到城内的贵州宣慰司学之右。江西万安人朱麟任贵州提学，奉巡抚王学益之命主持重修“阳明祠”和“阳明书院。朱麟《阳明书院记》云：

……阳明先生之学则固以良知为教，得于心而言之者也。先生之得于其心者，其在龙扬之时乎？……中丞大廓王公（王学益），先生之门人，巡抚贵阳，因贵阳之士永慕先生，即其居丧之地为先生建书院，以淑来学，忘其所，复取先生之教，朝夕讲明，盖戄学者能焉。……

嘉靖三十年（1551），江右王门弟子胡尧出任贵州按察使，谓贵阳民夷杂处，宜先教化、后刑罚。于是在贵州宣慰司学增修黌舍，同时扩建“阳明祠”与“阳明书院”。胡尧时还主持刻印阳明著作，作为教材，颁行学校和书院，“凡王公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垂远，且与四方学者共焉。朔望，率诸生拜先圣礼毕，即诣阳明祠展拜，如谒先圣礼。已乃进诸生堂下，与之讲论学问，率以为常……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

隆庆元年（1567），程蕃府（今惠水县）迁入贵阳城；次年（1568），程蕃府改名贵阳府，将“贵州宣慰司学”改建为“贵阳府学”，同时将“阳明祠”和“阳明书院”权为贵阳府学之“明伦堂”。

隆庆五年(1571)，鉴于“阳明祠”和“阳明书院”已被“贵阳府学”占用，贵州巡抚阮文中、按察使冯成能于是在巡抚衙署左侧（今贵阳市省府路），另建新的“阳明祠”和“阳明书院”，增置学田四十亩以供诸生膏火，聘请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的马廷锡（今贵阳人）主讲其中。冯成能时时来会，与马廷锡辨析学术，听者常数百人，“盖若先生（阳明）复出而相与周旋问难于何陋、宾阳间也。”冯成能《阳明书院落成记》云：

隆庆辛未，余自里中赴贵阳廉访，时游于阳明先生之门先达长者及诸同志之士相与践且送焉，则曰：“阳明先生之学，大成于贵阳，三载居夷，兴起甚众，及今则希声矣。公兹行也，先生之学其复昌乎？此学术兴替，世道污隆所系，吾辈窃延颈俟焉，不然何以为冯子？”余为之惴焉惕焉，惟弗胜是惧。及抵贵阳，谒先生祠，芜陋特甚。盖先生旧有祠、院二所，自贵阳迁入，一为郡治，一为庠，故废堕至此，余复为怃然茫然，即檄有司为更新计。既而得地于督抚之南，风气明秀，冠于黔中，若天故作之以待今日者。于是，议请抚台，而诸僚大夫咸协厥议，遂各捐赎鸠工。凡文武吏士，莫不翕然予来，不数月，而工已落成。睹者咸喷喷叹慕，谓海内名儒祠院壮伟无若此者！先是，同志长者敬斋蔡公及心泉程公、少松滕公，偕余延乡先生心庵马公，主会郡两学师生讲学别署，兹则移会于祠之正学堂。诸士子瞻先生之俨然其像，则已肃然敛容，而相与寻致知之端绪，究精一之心传，则复勃然兴起，盖若先生复出，而相与周旋问难于何陋、宾阳之间也。……

明末万历间，江右王门第三代著名弟子郭子章巡抚贵州（1599—1608年在任），平定明代贵州最大的土司叛乱——播州之乱。郭子章注重教化，常到巡抚衙署旁的“阳明祠”“阳明书院”祭祀阳明先生并宣讲阳明之学。郭子章《疾慧编·自序》云：

予署前为王阳明先生祠。予日坐其中，因思先生在龙场，虽云困厄，未若予十之二三，而悟良知以启圣钥。予之忧悸，十百先生，而竟无所悟，以窥先生之藩篱，则甚有其葸。故虽当驰戈摄弓之秋，发棠施药之日，与二三子讲明先生之学，无日以怠。久之，得若干条。三年疢疾，仅窥一斑。二三子请剞劂之，强名之曰疾慧。

为了让“阳明祠”和“阳明书院”得到良好发展，贵州各级官员专门为“阳明祠”和“阳明书院”购置了学田和店房，所得租金以供“阳明祠”祭祀阳明先生和书院学生“月考”之用。郭子章《黔记》一书详细记载如下：

壹分在夷菜寨，每年纹银贰两六钱，巡按王杏、提学蒋信置。壹分在洪边高寨，每年纹银贰两，布政石简、提学徐九皋置。壹分在洪边夷菜寨，每年租九成银壹两零六分。壹分在龙场，租银贰两捌钱。店房六间，在祠前，共租银壹两伍钱壹分。通共玖两玖钱柒分，每年祭用银肆两，存伍两玖钱柒分修理本祠。壹分在竹林寨，租银贰两伍钱，内将六钱供香烛，六钱作门子工食，壹两叁钱付学月考之费。

在贵阳“阳明祠”和“阳明书院”持续数十年的影响之下，至万历年间，阳明之学在贵州得到广泛传播，贵州全省范围的书院由王阳明时期的3所迅速增加到40余所，这些书院兼具祭祀和讲学的双重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年间，泰州王门巨子罗近溪游历龙场，江右王门名士、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江右王门郭子章巡抚贵州，三大王门巨匠与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理学三先生”（孙应鳌、李渭、马廷锡）同时闪耀贵州，他们相互论学，弟子云集，阳明之学完全覆盖贵州全省，出现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为中心的五大“王学重镇”，形成了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王阳明之学在明代贵州一百年的传播，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加强了汉夷民族的融合和西南边疆的巩固。

三、清代贵阳“阳明祠”与“贵山书院”

明末清初，贵州因“奢安之乱”和“吴三桂之乱”，贵阳“阳明祠”和“阳明书院”毁于兵火。

康熙十二年(1673)，贵州巡抚曹申吉重建“阳明祠”和“阳明书院”，购书数千卷藏于其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巡抚杨雍建再次增修；二十八年（1689），巡抚田雯重修扩建，在“阳明祠”内增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三十一年（1692）巡抚卫既齐又增修斋舍。四十五年（1708），巡抚陈洗亲临“阳明祠”和“阳明书院”讲学课士。

雍正六年（1728），巡抚何世璂将“阳明祠”改建为“龙神祠”；七年，巡抚沈廷正将“龙神祠”迁于它处，在“贵山书院”内恢复“阳明祠”。

雍正十一年(1733)，巡抚元展成（天津静海人）奉旨将两百年历史的“阳明祠”和“阳明书院”（1534—1733）改名为“贵山书院”，拨银一千两增建学舍50间，亲题“贵山书院”匾额和对联“天地之性人为贵，风雨不动安如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巡抚苏常、粮储道德隆拓建“贵山书院”，书院内的“阳明祠”继续保留，继续祭祀王阳明。

清代“阳明祠”和“贵山书院”遗址（今贵阳市省府路，2005年拆毁）

有清一代，出任“贵山书院”“山长”者均为饱学硕儒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贵州人陈法、艾茂和福建人张甄陶，他们就是闻名遐迩的“贵山三先生”。以下简略介绍“贵山三先生”生平及其成就。

陈法（1692—1767），字世垂，号定斋。贵州安平卫（今平坝县）人。清代知名学者和治水专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等。悉心研究治河方略，著成《河干问答》一书，总结了历代治河经验，对后世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有重要参考价值。乾隆十年（1745），河道总督白钟山被弹劾，陈法大义为其辨解，被革职发配新疆，以四骆驼负书万卷而至，日夜诵读不辍。后遇赦归里，潜心治学，无意仕进，遂主讲“贵山书院”二十余年，捐多年之束修作为书院公费，大力购置善本图书，又积极改革书院弊端，整饬学风，申明学规，循循善诱，敦敦教诲，作《敬和堂文集》二十篇、《明辨录》一卷，作为贵山书院的教材之一。另著有专著《易笺》《醒心录》《内心斋诗稿》《犹存集》等多种。卒祀“乡贤祠”。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福建福清人。受业于桐城古文派领袖方苞。遍览百家之书，旁搜博采，几遍阅《永乐大典》三万卷。乾隆十年（174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广东五邑县，增建书院，颇有政声。改云南昆明知县，因不得上官赏识而免。主讲昆明“五华书院”五年；后至贵州，主讲“贵山书院”十一年，“实能尽心训迪，卓有成效”，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晚以病归闽。张甄陶课士以经义为本，以朱子为纲而旁通众家。“其大旨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礼达用为宗，以济人利物为效。”其著述宏富，有《实政录》《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定说》《松翠堂文集》《惕菴杂录》等。

艾茂（1722—1800），字颖新，号风岩，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人。少肄业于“三台书院”，应童子试为第一名，得贵州督学邹一桂赠诗“两序温文归大雅，五经讲诵逊神童”。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纂修，“文出有班马笔意”。无意仕进，乞养归田，读书著述以自娱。云南巡抚礼聘其主讲昆明“五华书院”，历时五年，后又主讲贵阳“贵山书院”九年。艾茂教人必先器识。自编《贵山四书集讲》《应制律诗》《易经入道》等作书院教材，另有《贵山新草文集》《联捷文稿》《宝珠堂诗集》《五经类纂》《性理集成录》《古文聚精录》《乾隆独山州志》等著作多种。艾茂培养的弟子多以文章经济显荣于世，其中以“西南巨儒”莫友芝最为著名。

鉴于“贵山三先生”对贵州的重大贡献，贵州学子将他们与王阳明合祀于“贵山书院”的“阳明祠”内，王阳明与“贵山三先生”受到贵州学人的崇拜和敬仰。

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太后发布“清末新政”谕旨，“贵山书院”被奉命改为“贵州大学堂”，至此具有360年（1534—1902）阳明学统的的“阳明书院—贵山书院”走向终结，贵州开始了现代教育的新篇章。

四、贵阳扶风山“阳明祠”

位于贵阳扶风山的“阳明祠”，始建于嘉庆十九年（1814）。扶风山是贵阳名胜古迹，有著名的清代古庙——“扶风寺”，被郑珍称为“插天一朵青芙蓉”。嘉庆十九年（1814），庆保出任贵州巡抚，鉴于“贵山书院”的生员人数增加，无法容纳，庆保决定将“贵山书院”内的“阳明祠”迁建到“扶风寺”旁，既减轻“贵山书院”的压力，又可作为专门祭祀阳明先生的场所。庆保称：“建祠于斯，方位尤宜，并可培补风水。”贵阳绅耆欣然赞同，筹资获540余金，于是竖“阳明祠”大殿5间，修左右厢4间。一年之后，庆保调任广西，计算各项费用，尚欠70余金，且有“有马姓以修祠有碍伊坟，揑词兴讼，工遂停搁”，扶风山“阳明祠”未及竣工而被迫停建。

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輶出任贵州学政，贵阳正习书院山长傅小泉曰：“省东扶风山新建阳明先生祠，未成而中辍，阅五年矣。今不修葺，来者曷望焉？”张輶邀集贵山书院山长王晓亭、正本院长贺今甫、正习书院山长傅小泉，前往查访，“门户墙阶，规模具矣，计瓦石甃筑之费，尚须300金”。于是商议，决定将“阳明祠”修建完成，嘱贵阳教谕陈道主持，于当年三月动工，六个月之后完工。扶风山“阳明祠”的修建，从贵山书院中完全脱离出来，成为贵阳祭祀阳明先生之专门场所。张輶撰《阳明祠记》碑，陈道、王学文撰《新建阳明祠碑序》，记述扶风山“阳明祠”修建的过程。“阳明祠”内还有阳明先生《谕俗四条》《训士四条》木刻和“阳明先生侯服大像”。

扶风山“阳明祠”建成之后，贵州政界、乡绅，以及学界，每年春、秋两季都在此进行祭祀王阳明的活动。阳明祠中所藏“阳明先生侯服大像”一帧，幅高七尺许，其传尚难言其详，仅有贵阳名士黄辅辰《阳明先生像赞跋》言及此事，提及敖芗坪从云贵总督柏龄处乞得，密藏于祠中，因管理不善，不久失去。至道光中，为贵阳人王梦湘购得，乃奉归祠中。黄辅辰之子黄彭年后来作有《明王文成公画像记》，述及此事较详。

道光年间，湖南善化唐鉴、贺长龄先后担任贵州按察使和巡抚，他们常到扶风山“阳明祠”游览。道光十六年（1836），浙江山阴人（今绍兴）王阳明裔孙王惠、王介臣父子游幕贵州，他们带来了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所画的“阳明先生像”。鉴于“阳明祠”内“阳明先生侯服大像”失而复得，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惠、王介臣父子决定将“阳明先生像”捐赠给阳明祠，王阳明大、小两像遂成“双璧”，一时成为贵阳美谈。

贵阳扶风山阳明祠“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拓片（杨德俊先生提供）

王阳明裔孙王惠、王介臣父于道光年间捐赠的《阳明先生遗像》（《贵州文库》2028年影印出版）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贵州全省也陷入“咸同之乱”的混乱之中。咸丰五年（1855）冬，“西南巨儒”郑珍携全家从战乱中的黔南荔波来到贵阳避乱，暂居于贵阳老友唐树义的“唐氏别业”。在王介臣、莫友芝、黄彭年等诸友陪同下，郑珍游览扶风山“阳明祠”，瞻仰阳明先生大、小两像。郑珍作有《阳明先生像册跋》，其云：

此王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册，曩为先生裔孙兰陔所藏。兰陔自其父久客湖南，遂为善化诸生；后携此册游黔，以存臬使唐镜海鉴处而食于他所。镜海调官去，留之巡抚贺耦庚长龄。道光甲辰（1844），耦庚遂以藏行省东郭外扶风山先生祠中，令祠祝世守。山阴王上舍个峰介臣，为先生疏属裔，与余言本末如此。余据袁简斋题识所称“无锡县典史王裕猷”者，不知为兰陔何人，以知册由裕猷始传，至兰陔父子，其前不能详也。

郑珍《阳明先生像册跋》

郑珍此《跋》具有重要信息：第一，追溯了王惠、王介臣的身世，明确指出他们是王阳明先生的“裔孙”“疏属裔”；第二，交代王惠与其父客居湖南而后随子王介臣入黔的缘由；第三，强调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和袁简斋（袁枚）题识；第四，指出“小像”由王裕猷始传，经王惠、王介臣父子转藏扶风山阳明祠的经过。

郑珍见到“阳明先生大、小两像”时，十分激动，立即作《游扶风山敬题阳明先生画像》诗，其云：

微雨歇还作，沙沙鸣竹林。登楼一周眺，城共山色深。

干戈百里外，欲拯力不任。方为麋鹿游，遥遥沮溺心。

咸丰乙卯（1855）仲冬丁卯，过扶风谒阳明王先生祠，拜瞻画像，敬系赞语。遵义后学郑珍。

郑珍尊崇阳明先生，自称“遵义后学”。他回想王阳明当年降服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故事：通过三封书信，就让蠢蠢欲动的安贵荣安静下来，不敢造次，服服帖帖听从朝廷命令，出兵帮助水东土司平定叛乱，即所谓“三纸书信，胜当十万雄兵”。郑珍面对天下混乱，无力拯救，感慨万千，不禁发出“干戈百里外，欲拯力不任”的感喟。

郑珍还一口气写下《偕郘亭、子寿游芙峰山，观王阳明先生大小二画像四首》，其三有云王阳明能做到“一丞落酋胆，三使国日蹙”，郑珍感叹今天下无人，百姓生灵涂炭，眼看百姓“古今不相及，生齿付鱼肉”，心中充满无比的悲悯！从郑珍以上这组诗来看，面对贵州的乱局，郑珍触景生情，希望能有人象王阳明一样文治武功，平定天下，救民水火。

咸丰六年（1856），郑珍再次来到贵阳避乱，王介臣等贵阳诸友陪同郑珍排解其心中愁闷。三月八日，王介臣等再次陪同郑珍游览扶风山阳明祠，郑珍画《游芙风山图》一幅并系长句于其上。这次郑珍最后一次游览“阳明祠”。郑珍不久辗转回到遵义沙滩老家，不再外出，不幸于1864年去世，享年59岁。

光绪三年（1877），云南布政使唐炯（贵阳人）、礼部主事罗文彬（贵阳人）决定重修“阳明祠”。唐炯捐银2618两；四川总督丁宝桢（织金人）捐银400两；莫庭芝、莫祥芝兄弟捐银300两；易佩绅、陈桂馨各捐银100两；罗文彬、于德楷等8人各捐银50两；黄珣捐银20两；高培捐谷200担。唐炯、罗文彬亲自主持修建。“阳明祠”于光绪五年（1879）四月开工重修，十一月正式落成。摹刻“王阳明先生朝服像大像”碑，撰《明赠新建伯敕》《阳明先生训士四条》《谕俗四条》置于正殿。摹刻阳明先生《矫亭记》《阳明先生晏服小像》《阳明先生像赞》等嵌于两廊壁间。光绪九年（1884），罗文彬撰刻《阳明先生祠碑阴记》，光绪十一年（1886），唐炯撰刻《重修王阳明先生祠堂记》，分别竖于阳明祠院中。

在此可以强调一下，光绪30年（1904），日本派往贵州“振武学堂”的武官高山公通、金子心太郎等一行共6人，前往修文“阳明洞”瞻仰阳明遗迹。回到日本后，汇报给老师三岛毅，三岛毅题诗《龙冈观月》一首，带回贵州并勒石成碑，竖于扶风山“阳明祠”内。诗云：

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

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此碑成为近代日本人朝拜王阳明的重要历史见证。

民国时期，贵州军阀混战不断，扶风山“阳明祠”逐渐破败。1949年后，历届贵阳市委、市政府对扶风山“阳明祠”的保护都比较关注，20世纪60年代曾拨专款加以维修，并设置图书阅览室。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阳明祠”内的雕花门窗、匾额楹联、碑记石刻、木石栏柱等，均受到破坏。1972年，“阳明祠”被用作贵阳市歌舞团办公地点，大部分房屋被改为住宅，“阳明祠”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走上“拨乱反正”道路。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阳明祠”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贵阳市政府陆续拨款230万元，将“阳明祠”内的住户及市歌舞团等单位逐渐搬移。1988年，贵阳市政府划定“阳明祠”的保护范围。1988年至1994年间，省政府拨款20万元，市政府拨款180余万元，维修“阳明祠”(含扶风寺)。把“阳明祠”的享堂、桂花厅、正气亭、碑廊、庭院等修葺一新。恢复原有的“王阳明先生朝服像”大像，“阳明先生晏服小像”，以及《明赠新建伯敕》《训士四条》《谕俗四条》和阳明先生手迹、阳明先生像赞、匾额楹联、碑记石刻等，新塑阳明先生汉白玉雕像一尊，置于享堂正中，在桂花厅布置阳明先生事迹图片和书画，请贵州省著名女书法家肖娴书写“王阳明先生祠”匾额。修复和布展完毕后的“阳明祠”于1994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1995年，“阳明祠”被列为“贵州省爱国教育基地”。2006年，扶风山“阳明祠”与修文“阳明洞”同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传承贵州阳明文化的重要场地。

张明，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