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儒学、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著有《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中国儒学缄默维度》《方以智的哲学精神》等，编校注释《人谱》《性故注释》《万廷言集》（中华书局“理学丛书”），《易余（外一种）》《胡直集》《王阳明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另有编校、主编著作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约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四项，省部级及横向课题多项。
肖宴红：江西龙南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许孚远年谱”（项目编号：21WH70085-9Z）
摘要：《明儒学案》将许孚远归入甘泉学谱系，主要依据是其师承唐枢，然而，唐枢兼取阳明学与甘泉学，由唐枢亦可将许孚远归入阳明学谱系。许孚远的阳明学谱系还包括信奉阳明学的钱镇，以及与其证学、交游的江右王门、止修学派、泰州学派、浙中王门等诸多阳明学者，多重证据均可证明许孚远属于阳明学谱系，并开启蕺山学。许孚远实致良知，推进良知学思辨：与周汝登《九谛》《九解》辩论善之有与无，推进天泉证道的有无之辩；综合阳明学的格物之内与朱子学的格物之外，以格物统合阳明学与朱子学，并延伸到克己、诚意；辨析心性之合与析，统合阳明心学与朱子性学，启发以心著性的蕺山学。许孚远秉承王阳明三不朽的典范，实致良知，在都马政、抗倭寇、开新法等方面均有赫奕功绩。
关键词：许孚远；阳明学谱系；九谛九解；心性；实致良知
阳明学、甘泉学、蕺山学为明代心学三大谱系，这三大谱系各有特色，在独立传承发展中亦有交汇，且交汇处富有活力与创造性。明代心学谱系的奠基始于陈白沙，“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陈白沙以内求自得、顺任自然为治学枢机。湛甘泉从学陈白沙，“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湛甘泉由内在自得转向外在索证，由自然活泼转向天理规范。与甘泉学谱系同出且影响最大的明代心学谱系便是阳明学，“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畅矣”。阳明学以致良知为宗，既追求良知纯净无欲，符合天理，又能推至于事事物物，成就卓越的事功。王阳明立德、立言、立功，成就三不朽的典范；然而，至再传弟子，阳明学流弊开始出现，至明季，其三不朽的真精神几近荡绝，作为宋明理学殿军的刘宗周纠正阳明学流弊，以慎独诚意为宗旨，开创蕺山学谱系。
明儒许孚远（1535—1604年）是明代三大心学谱系交汇的杰出代表，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许孚远字孟中，号敬庵，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乌山人。许孚远认同陈白沙之学，“白沙自得，煞有曾点意趣”，其师承属于甘泉学与阳明学两大谱系的交汇，并启迪蕺山学谱系的开创者刘宗周。叶向高评价许孚远：“盖自隆万以来，道术陵夷，浮淫煽惑，非先生以一人挺然防其溃而障其澜，将举世靡然趋之不复知正学矣。”此论虽有过誉之辞，但也反映出许孚远在明代心学发展陷入困境时，挺身而出、纠正时弊、树立正学典范的作为。
许孚远继承王阳明之学，“尊文成先生者，谓其超悟性灵，振起绝学，而文章功业，炳烺宇内”。在立德方面，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按此考量，知必然要行，在行中树立赫奕之功绩；更进一步，唯有经过“行”检验之后的“知”才是真知，不至于将“知”荡漾在玄思妙理。因此，“行”在阳明学中具有决定作用，阳明学流弊主要是由脱略行而起，“但今之世，未有实致其良知者也”。许孚远亦是深契于此，实致良知，继承发扬阳明学知行合一的精髓，“今日既有此志，会须有千磨百炼之功始得”，以此重新树立正学。在立功方面，王阳明平定南赣叛乱与良知学形成相互促进，“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许孚远亦是由平定倭寇海盗而学问日进，“昔贤有云驱山中贼易，驱心中贼难。故思匡济时艰，全以洗心养德为上”，“不佞虽迂拙衰迟，不敢当先贤万一，而于圣学脉路，颇已分明”。在立言方面，许孚远著有经解、文集以及语录等，“他如《学》《庸》有述，究性命之奥；《书》《疏》《序》《记》，备经纶之略，必有鸿笔以纪不朽”。下文从明代心学谱系中的许孚远、许孚远对阳明学的继承与推进、许孚远实致良知之事功等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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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心学谱系中的许孚远
传统观点认为许孚远属于甘泉学谱系，此说依据在于《明儒学案》将其收录于《甘泉学案五》，这样的观点掩盖了许孚远在阳明学谱系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于阳明学的重要贡献。据黄宗羲言许孚远之学，“先生信良知”，由此亦可将许孚远归入阳明学。下文从许孚远的师承、学友圈等方面说明许孚远的阳明学谱系，以及在甘泉学、阳明学、蕺山学谱系交汇中定位许孚远之学。
（一）甘泉学与阳明学谱系的交汇
《明儒学案》将许孚远归入甘泉学谱系的主要依据是其师承唐枢，“年二十四，荐于乡，然后退而学于一庵唐先生之门”。唐枢兼取阳明学与甘泉学，“先生初举于乡，入南雍，师事南海湛民泽先生”。“时慕姚江王文成先生，不及见也。湛先生称‘随处体认天理’，王先生称‘致良知’，先生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言为的”。有鉴于唐枢师事湛甘泉在先，故而将许孚远归入甘泉学谱系。虽然唐枢之学具有甘泉学的底色，但他并未因此而完全倒向甘泉学，如其指出“随处体认天理”追逐天理于外的问题，“讨之而得，则真心元自炯然，不从外得”。这相当于用阳明学的内在良知对接甘泉学的随处体认天理，“讨真心”既能兼取阳明学与甘泉学之长，又能有效防范两者各自的问题。许孚远承此指出：“‘随处体认天理’，其旨该矣，而学者或昧于反身寻讨；‘致良知’，其几约矣，而学者或失于直任灵明。此‘讨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诚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杂，即所谓‘体认天理’与‘致良知’。此先生苦心深诣，可与湛、王二先生鼎立为儒宗者也。”唐枢的讨真心具有纠偏甘泉学与阳明学的双重作用，强调内外平衡：甘泉学的“随处体认天理”面向事事物物敞开，故其旨完备，可谓得孔颜“博文约礼”之博者，唐枢主真心在我，可将体认天理之博统归于真心本具之约，纠正甘泉学逐外，以外返内；阳明学致良知向内开掘先天无尽藏，故其旨精微，可谓得孔颜“博文约礼”之约者，“讨真心”之“讨”具有诉诸事事物物的倾向，可将良知之约推至于事事物物之博，纠正阳明学内求良知，由外证内。基于唐枢的阳明学谱系奠基，许孚远可以归入阳明学谱系，这是许孚远列入阳明学谱系的证据之一。
唐枢的弟子钱镇对于许孚远之学有重要影响，钱镇信奉阳明学：“先生少游同里唐一翁之门，而私淑姚江王文成之学，担负斯道盖已有年。”“孚远受知先生，三十年所矣！”据许孚远自述：“余在告及谪居、艰居，前后十四五载，惟先生是依是仗……孚远之受益于先生，不啻如江河之浸而膏泽之润也。”钱镇还是阳明学讲会的重要组织者，“迨壬戌，孚远再上公车，先生方大集四方同志，讲求此学。而余与同年李孟诚、万曰忠、滕汝载与焉，孜孜接引，惟恐不及”。由此可见，钱镇亦是将许孚远归入阳明学谱系的重要补充，可作为许孚远列入阳明学谱系的证据之二。
（二）阳明学谱系及学友圈
许孚远师承唐枢，唐枢私淑王阳明，故而许孚远当属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按照黄宗羲对阳明后学的分派，江右王门、浙中王门、泰州学派、止修学派最为重要。许孚远的阳明学谱系涉及四大门派的重要代表。
首先探析江右王门与止修学派。许孚远从阳明学而入，“先生之学，初慕阳明、念庵”，并得到江右王门巨擘罗念庵的指点：“此学所赖于人者，在自寻求，即身发挥，渐有自得。一切言句，皆拈不似，此乃实语，与寻常追风捕影者不同也。”“自得”是良知的核心，“道也者，自得之而已矣”。言语论辩均不能达到真良知。罗念庵传承王阳明的默坐澄心之教，许孚远对此深有认同，“古之圣贤，必其精神志气凝聚融结，可以贯金石而通神明，然后为能开物成务、继往开来，真非小可的勾当”。这有助于许孚远与江右王门的融合，与罗念庵的弟子胡直、万廷言交游。胡直亦是钱镇的学友，“先生于同朝缙绅，多落落寡合，其数相过从，以道德相劘切者，惟盱江罗德甫、麻城耿在伦、四明颜应雷、吉州胡正甫”。胡直与李材论心性，许孚远参与其中，这将在下文论述。胡直的弟子郭子章、邹元标等亦是许孚远的重要学友。许孚远为胡直的代表作《胡子衡齐》作序：“先生《衡齐》九篇，其大要阐人心之灵则，辨物理之非外，而折衷于孔子之训。反复辨证，可谓深切著明。”许孚远对郭子章言：“昔日尊师庐山先生《衡齐》篇中辨驳宋儒物理之说，涉于太严。孚远犹窃疑之，而不得一面证以为憾。”郭子章亦是秉承王阳明三不朽的精神，功勋卓著，“有政有教，有实有文，孚远自媿万万不能及”。许孚远与郭子章交游，“愧杀李膺舟，何期郭泰游。论文同藉草，酾酒更临流”。邹元标举荐许孚远，“迁陕西提学副使”。万廷言、李材、许孚远为同年进士，“李君早得家学，予不肖，从念庵罗先生闻主静之说，两人常相议论，君为一庵唐先生门人，谓予两人言甚当，日喜闻予两人言”。“盖自初识，及君授官南部时，中间十余月，无日不相聚。予两人为西曹郎，每出署，马首所指，两家仆隶不问而知为访君。君有出，仆隶亦不问而知其之予两人也。三人之交如此”。万廷言注重潜藏收摄的工夫，这也影响到许孚远，如其所言：“古之圣人必有是深潜之德为之根基，故能见、能惕、能跃、能飞、能悔，无所之而不可。”许孚远交游的江右王门学者还有魏敬吾、邓元锡、王塘南、邓定宇等，如其致信魏敬吾：“斋戒神明，洗心藏密，丈平生所服膺者。自靖自献，正在此时，幸勿毫发放过。”又如称赞邓定宇、王塘南气象：“因语及近会王塘南，有洁浄微密之象；会邓定宇，有深潜冲雅之象。”总体来看，许孚远与江右王门的交往涵盖第一、二、三代弟子，对于江右王门的收摄保聚之学亦多有契合，这可作为许孚远列入阳明学谱系的证据之三。李材（见罗）出自江右王门，开创止修学派，“见罗兄学识其大，气象磊落，自是吾辈益友”。“先生与见罗最善，见罗下狱，拯之无所不至。及见罗戍闽，道上仍用督抚威仪。先生时为闽抚，出城迓之，相见劳苦流泣”。万廷言、李材均重视良知之止，这亦影响到许孚远，使其注重《大学》知止与致知的辨证：“知止、致知俱出《大学》，首尾血脉，原自相因。致得良知彻透时，即知是止。讨得至善分明处，即止是知。”许孚远以止修之止构建儒学谱系：“《书》曰安止，《诗》曰敬止，《易》曰艮止。人心到此才是究竟归宿，不容加减丝毫。故千圣相传，吃紧在是。”许孚远与李材之学相近，这可作为许孚远列入阳明学谱系的证据之四。
其次论述泰州学派，许孚远结交王襞、罗汝芳、焦竑、管志道、何心隐等重要学者。万历元年前后，许孚远与王襞会面，别后书信往来论辩：王襞认为自心妙用即可概括一切工夫；许孚远既肯定直信此心，又主张在此基础上博学以拓充，“昔人学问失之广远，故儒者反而约之于此心，其实要在反约。又须博学详说而得之，非谓直信此心，便可了当是事也”。许孚远认为直认灵明使学者凌空蹈虚，所以一直对心体采取审慎的态度。在担任建昌府知府期间，“尝规近溪：‘公为后生标准，令二三轻浮之徒，恣为荒唐无忌惮之说，以惑乱人听闻，使守正好修之士，摇首闭目，拒此学而不知信，可不思其故耶？’”究其根源，在于罗汝芳之学容易导致良知脱实向虚，这与许孚远倡导的实致良知不同。罗汝芳之学与许孚远之学可视为阳明学发展的两种模式：罗汝芳主张良知的不学不虑，相当于上达一路；许孚远实致良知，相当于下学一路。何心隐是比罗汝芳更激进的泰州学派的同门，许孚远敬而远之，“归而叹曰：‘夫夫也市于学，无忌惮矣。’遂绝不与通。其后何败死，世讳言其学”。总体来看，对比许孚远与江右王门学者的交游与评价，许孚远对于泰州学派末流导致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批评。泰州学派重视良知流行，许孚远纠正泰州学派因良知流行带来的工夫脱略问题，如对焦竑言：“议论日入于高玄，而行履多见其疏阔，事功鲜见其巍焕。”泰州学派主良知活泼泼，而许孚远主良知之谨严；泰州学派崇尚高明颖脱，而许孚远崇尚实致良知；泰州学派重视上达，而许孚远重视下学；泰州学派容易流为高玄疏阔，而许孚远崇实克己，且以事功为着手、为检验。综上可知，许孚远之学与泰州学派形成对立，其纠正泰州学派的流行与上达所导致的流弊，捍卫阳明学的实致良知，可作为许孚远列入阳明学谱系的证据之五。
最后来看浙中王门。许孚远生于浙江，故有更多机会深入接触浙中王门，如王龙溪、周汝登、徐鲁源、张元忭等。南京讲会，许孚远向王龙溪请教有所得之后良知能否长久保任，致良知是否为一劳永逸的工夫。王龙溪回答：“吾人之学，患无所得，既得后，保任工夫自不容已……尧舜兢业，无怠无荒，文王勉翼，亦临亦保，方是真得，方是真保任。学至大成，始能强立不反。放得太早，自是学者大病，吾侪所当深省也。”如同“讨真心”之真，阳明学的核心在于良知真有所证，真有所得，在这一点上，许孚远与王龙溪的思想一致。此问答决定了阳明学发展的两个方向：按照一劳永逸的诠释方向，获得良知后，将不会掉落下来，王龙溪与许孚远对此均不认同；按照时时保任的诠释方向，在获得良知后，如果保任的工夫跟进不及时，将导致良知的不稳固，乃至掉落丧失。因此，许孚远从王龙溪之处得到的仍是勤勉实致良知，且致良知是持续性修身工夫，这与王龙溪重视悟的进路不同，而与罗念庵收摄保聚的进路类似。浙中王门的良知学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以王龙溪、周汝登为代表，主张良知之“无”与功夫之悟；二是以钱德洪、徐鲁源为代表，主张良知之“有”与致良知工夫之修。两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中间过渡者，比如张元忭，“先生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许孚远与张元忭之学相近，故两人为莫逆之交：“学者吃紧处，只要讨寻得良知头脑分明，明则为善，蔽则为恶，一迷悟之间而已。念念觉悟，不染尘根，不滞有我，则良知出头，是谓至善。”许孚远要讨寻得良知真头面，头脑分明。“不滞有我”显然受到王龙溪的影响。当然，最终还要回到实致良知，如许孚远称赞张元忭“笃信王文成致良知之学”，“而躬行重于知解，学术务为经济”。徐鲁源师承钱德洪，与许孚远相会兰溪，语以立志之学，“为学也是真诚，但这一窍尚未大开在”，“毕竟是志未立”，“年兄言动尚有繁处，这里少凝重，便与道不相应”。这对许孚远如同当头棒喝，许孚远深刻反省，立志正学：“鲁源兄刚毅正直，尤具道眼，鉴我肺肝，尽言指点，令我毛骨悚竖，退而中夜思之，如不能以自活。而今而后，有不洗心竭力，专精此道，究竟成就者，非人也。”由此促进许孚远的克己之学向欲根、习气发力，深化了克己之学的工夫深度。由多点继承浙中阳明学，可作为许孚远列入阳明学谱系的证据之六。以上仅择要论述，其他如许孚远“十三，补邑诸生。督学薛方山先生试第一。二十四，举于乡”，薛方山师承江右王门欧阳德，亦可由此将许孚远归入阳明学谱系。
综合以上六大证据，许孚远可被纳入阳明学谱系，亦是该谱系的一个重要节点。许孚远对于阳明学四大门派谱系均有承接，并批评指正泰州学派与浙中王门流弊，树立阳明学之正。
（三）开启蕺山学谱系及关中后学
许孚远上承阳明学与甘泉学谱系，下启蕺山学谱系。许孚远实致良知，故其交游证学亦多是实致良知者，“生平所交游尽天下贤人君子，所至聚会，鳃鳃劝勉，进德修业，虽气谊投洽，终不标立门户”。正是许孚远学行合一以及对于阳明学的深入体证，吸引了大批弟子，“及门之士遍天下，有聆其单辞片论者，皆自喜，谓虚往实归”。这些及门弟子中杰出者有刘宗周、冯从吾等。刘宗周服膺于许孚远的学行以及证学有成，如其所言：“余尝亲受业许师，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纤悉不肯放过，于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子弟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在此影响下，刘宗周继续深化克己之学，以持敬、慎独、诚意深度展开克己。刘宗周证学有成，其后学硕儒纷出，如黄宗羲、张履祥、万斯同等。刘宗周的代表作《人谱》重视改过，许孚远对此亦有铺垫：“今年逾五十，深自知非，然口过、身过恒不能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以能居上居下，不骄不忧。幸彼此交修，他非所计也。”冯从吾服膺许孚远之学，“先生受学于许敬庵，故其为学，全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却要事事点检”。许孚远器重冯从吾，“督学许敬庵取入书院，同王秦关讲理学，颇为敬庵先生器重”。“仲好才识不凡而志气卓荦，鄙人所以期待者甚远”。许孚远以实致良知教导冯从吾，如同“讨真心”之讨，务要实证，方有实得实用。冯从吾学问有成，“崇正辟邪，秦俗丕变，海内道学一振。从游者凡五千人，世称少墟先生”。冯从吾不负许孚远厚望，这也反映出许孚远之学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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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对阳明学的继承与推进
基于上述所论许孚远的阳明学谱系，许孚远与阳明后学重要代表论学，深入辨析，推进阳明学发展，纠正阳明学流弊。以下列举三个重点问题：善之有与无、格物之内与外、心性之合与析。
（一）善之有与无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王阳明与钱德洪、王龙溪天泉证道，钱德洪与王龙溪分主“有”与“无”，王阳明预感到阳明学会由此走向分化，故提醒钱德洪与王龙溪：“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然而，正如王阳明所担心的，阳明后学的分化正是由此而起，且王龙溪之学迥然首出，导致主“无”的良知学单极突进。天泉证道65年之后，“南都旧有讲学之会，万历二十年前后，名公毕集，会讲尤盛。一日拈《天泉证道》一篇，相与阐发，而座上许敬庵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条目，命曰《九谛》，以示会中，先生为《九解》复之。天泉宗旨益明”。在《九谛》《九解》之辩中，许孚远如钱德洪，主善之实有；周汝登传承王龙溪之学，力主无善。这次辩论深化了天泉证道的理论分化，“南都讲学，先生与杨复所、周海门为主盟。周、杨皆近溪之门人，持论不同”。以第一、六、八谛与解为例，说明如下：
据许孚远第一谛之说，性善是儒学的主流传统，“性无善无不善，则告子之说，孟子深辟之。圣学源流，历历可考而知也。今皆舍置不论，而一以无善无恶为宗，则经传皆非”。无善是告子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孟子时已遭到严厉批判。阳明学若重提无善无恶，相当于将告子之学死灰复燃。这是基于儒家的立场批判王龙溪、周汝登之学，乃至将无善无恶之说排除到儒学正统之外。周汝登第一解指出：“维世范俗，以为善去恶为隄防，而尽性知天，必无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语可相济难相非，此天泉证道之大较也。”周汝登分出两种学问方向：从主“有”的方向说明为善去恶，周汝登与许孚远在“有”善的方向并无根本分歧，周汝登认同主“有”用于维世范俗，是儒学最普遍、最稳健的良知教化，许孚远与周汝登都属于阳明学的捍卫者。两者的分歧在于无善无恶：王龙溪从主“无”的方向强调无善无恶，这相当于抬高了无善无恶的地位，并将其视作阳明学的超越追求，周汝登将其抬高为超越性善说的究竟之学，许孚远将其贬低为告子之学。许孚远对于周汝登的反驳是：主张善之实有，为善去恶的堤防具有深厚的基础，也就是在维世范俗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故而儒学主张性善；对于究竟的无善无恶，亦是应以有善为基础，若没有善的基础，则无善无恶成为空中楼阁。有善与无善可视作阶梯关系，既然为阶梯，舍弃根本基础而追求究竟教法，不颠则蹶。
许孚远第六谛指出：“以孔子之圣，自谓下学而上达，好古敏求，忘食忘寝，有终其身而不能已者焉。……而今皆以为未足取法，直欲顿悟无善之宗，立跻神圣之地，……在高明醇谨之士，着此一见，犹恐其涉于疏略而不情，而况天资鲁钝，根器浅薄者，随声附和，则吾不知其可也。”许孚远在此强调渐修、下学的致良知工夫，即工夫即是道体，以此呼应良知之有。由此审视王龙溪、周汝登之学，其所主的超悟与良知之无相当于没有经过稳健的阶梯功夫，只求一超直入神圣。在许孚远看来，主张无善、超悟者即使有这种跃进的可能，也仅限于极少有天分的高明醇谨之士，这些人仍不免有疏略的嫌疑，更何况一般人乃至根器低下者，这等于否定了这种进路。周汝登对此辩难：“文成何尝不教人修为？即无恶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既无恶，而又无善，修为无迹，斯真修为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宪克伐怨欲之不行，岂非所谓竭力修为者？而孔子皆不与其仁，则其所以敏求忘食，与夫复礼而存诚，洗心而藏密者，亦可自思，故知修为自有真也。”周汝登此解并未直接面对许孚远的诘难，而是转向无恶的辩护，无恶相当于为善，这是孔子、王阳明乃至儒学的基本主旨，故不足以反驳许孚远之论。所举原宪等弟子之例亦不妥，这些孔门弟子主张有善、渐修，尚难有进步，更何况主无善无恶？许孚远认为主无善无恶的“高明醇谨之士”亦担心其涉于疏略，因此，无善为险路，应避让才是，回到天泉证道时王阳明的训示：“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据此可见，许孚远之论更契合王阳明这一教深意。
许孚远第六谛列举王阳明致良知的教法，主性善与存理去欲，“此其立论，至为明析”，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王阳明平日之言矛盾，故须从四句教中删除，只保留后三句，“则指点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实”。周汝登对此辩解：“致良知之旨，与圣门不异，则无善恶之旨，岂与致良知异耶？不虑者为良，有善则虑而不良矣。”周汝登的推理存在严重问题：从王阳明的致良知能够推广到儒学的一般教法；但从无善无恶不能推出致良知，从无善无恶可推出禅宗的空无。“不虑者为良”亦是基于良知之无的立场，并不具有普遍性，如“不虑”可以是不思虑，是一种否定性指向，否定性指向仅是否定思虑，并不涉及良与不良的价值判断，因此，“不虑者为良”的前提本身就有问题，更不能由此推出“有善则虑而不良矣”。
基于以上三谛三解的分析，可知周汝登的辩解并未真正冲击到许孚远之论。许孚远坚守良知之常教、性善之实有，工夫论主渐修，至为平实，其他六谛六解亦是如此，由此可以说许孚远是良知的捍卫者、阳明学的真宗子。
（二）格物之内与外
《大学》的格物在宋明理学中有外与内两个诠释方向，据朱子解格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是格物求知的外在化表现，具有明确的事物指向。据王阳明释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这是正心的格物，属于内化指向。许孚远格物综合朱子之外与王阳明之内，“以格物为日可见之行，以有物有则为不过物之旨，异于空诸所有”。格物必见于事，以此呼应实致良知，并兼容朱子格物的外化倾向，纠正阳明学格物向空虚化发展的倾向，“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主张良知之无、直超顿悟的阳明后学脱略了具体的格物工夫，丧失了格物的外化倾向，且鄙视实致良知，这正是许孚远主张良知之有、实致良知的对立面，故遭到许孚远的批评。
格物与克己互释，据黄宗羲归结许孚远的学旨，“故先生之学，以克己为要”。格物与克己对接，其关键在于“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克己之学源于孔颜证仁，“克己复礼，一肩承当，非颜子智勇不足以及此”。其四目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程子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克己”所去除的私意相当于“格物”要正的“意所在之事”。基于克己与格物的互释，许孚远之学亦是以格物为要。“古之圣贤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只是克己要到尽处。到得克己尽处，直与神明相通”。克己是克去私欲，克己之尽处是追求私欲的澄汰，内在纯为天理；格物之格如王阳明解释为正，格之正处亦是天理：由此格物与克己相通。由格物、克己开出蕺山学的诚意，相当于格物之物内化为克去私意的诚意，“若得常在根上着到方寸地，洒洒不挂一尘，乃是格物真际。人有血气心知，便有声色种种交害，虽未至日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诚意功夫透底是一格物”。从克去私意来看，许孚远的格物不仅要在显化的层次去欲，而且要消除隐性的病根之恶，这亦是蕺山诚意之学的旨趣。
（三）心性之合与析
在统合格物内外义理的基础上，许孚远亦兼顾心性的分合辩证。作为阳明学嫡传的胡直坚守心体；止修学派的李材依附性体，偏向朱子学；许孚远于心体中寻求性体，纠治阳明学张扬心体所滋生的自肆、张狂之弊。许孚远与胡直在心性问题上有分歧，但也并非由此转向朱子学，如许孚远与胡直辩论：“公则谓灵觉即是恒性，不可殄灭；见罗则谓灵觉是心，性非灵觉。从古以来，知性者少，识心者多。二公论旨不合，只在于此。夫心性之难言久矣，混而一之，则其义不明；离而二之，则其体难析。”胡直强化心之觉，由此深化阳明学的心之良知；李材诉诸性体，由此朝朱子学转向。许孚远之学属于甘泉学与阳明学谱系的交汇，甘泉学随处体认天理具有性体化的倾向，由此接近朱子学，“甘泉是从程朱学的立场批判王学，而敬庵则一方面继承湛学的浑一性，保持朱子学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有融合王学精神的倾向”。许孚远的立场是：“经传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与性并举而言，究其旨归，各有攸当。混之则两字不立，析之则本体不二，要在学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复其性而已矣。”心与性的合与析各有经典依据，亦各有应用场景，既须防止将心性混为一谈，模糊阳明学与甘泉学、朱子学的界限；亦须防止心与性各自独立，制造阳明学、甘泉学、朱子学的紧张。总体来看，许孚远主张在心性分合中调和阳明学与朱子学，由此开启蕺山学“以心著性”的思想传统。
综上所论可知：从善之有无来看，许孚远力主善之实有，反对无善，由此倾向于浙中王门的钱德洪之学；从格物之内外来看，许孚远向内正心，并以此贯通克己，纠偏王龙溪顿悟之说，亦是倾向于钱德洪之学；从心性之合与析来看，许孚远具有调和阳明学之心与朱子学之性的立场，相当于将阳明学与朱子学规范化的性相对接，以此纠偏心的张狂等流弊。这与前文所论许孚远的阳明学谱系定位以及其在阳明学重要问题的态度相一致：他与王龙溪、罗近溪、周汝登等重视良知流行与超悟的阳明学者存在紧张关系，而与崇尚善之实有与躬行的张元忭、李材、万廷言等阳明学者内在契合，乃至成为密友。从儒学谱系的整体来看，“文成明睿，学几上达，若夫动不踰矩，循循善诱，犹非孔氏家法”。许孚远推崇孔子的下学上达，以此评价阳明学，阳明学总体为上达的学问，尤其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表现得最为突出，上达相通于“心悟”。许孚远致力于扭转阳明学的上达倾向，将其还原到以下学为特色的原始儒学传统，下学相通于“力行”，由此加剧了许孚远与泰州学派、浙中王门的张力，乃至许孚远未被列入阳明学正统谱系，晚年偏向宋代程朱之学，“但阳明‘致良知’之说，专主顿悟，不知于孔子下学上达之旨、宋儒循序渐进之训，果吻合欤？”“此学规矩尺度，在宋儒最谨严。近世学者盖不逮宋儒远甚”。许孚远继承的是程朱理学所主张的躬行、规矩，这些都是为针对阳明学流弊而来。“学者贵实地，贵真修，以程朱为阶，以孔孟为的，外此悉邪也”。从儒学谱系的连续性来看，从孔孟、程朱到阳明、甘泉、蕺山，实地真修是儒学的一贯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许孚远既是这一为学宗旨的践行者，也矫正了阳明学偏离实地真修的偏向，可谓阳明学的功臣与嫡系，是真正全面继承阳明学心悟与力行宗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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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孚远实致良知之事功
许孚远主良知之有，实致良知，尚躬行而少空言，之所以如此，正是针对阳明学的困境，“乃其末流侈虚谈而尠实行，世之君子犹惑焉”。针对虚谈盛行导致的严重流弊，许孚远少在躬行处挺立阳明学，“此道之微久矣，本朝王文成先生可谓一振其响，未几而又寝微，其故何也？文成得之于心悟力行，而诸公或接之以知解议论，其说渐长，其味渐薄，至使‘良知’二字若为赘疣，容易向人开口不得矣”。“孚远窃谓：今日之学，无有言论可以标揭，惟是一念纯诚，力行不懈，则此道自明。其间辛苦磨炼，冷暖自知，功夫难以一语了决”。按照许孚远对于阳明学的理解，“心悟”与“力行”是王阳明成就其良知学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相当于“知”与“行”。“心悟”之知是阳明学最普遍的传播途径，力行却未能随之跟进，致使阳明学出现行不配知的严重问题，学界流于良知的知解空谈，讲学讲会盛行，而实致良知、力行证学与阳明学渐行渐远。在此情况下，许孚远转向力行，“愈笃实愈精明，愈体验愈亲切”，在磨炼中树立实致良知的典范。据徐鲁源评价：“年兄天资胜于学问。……王阳明先生似天资还胜学力。”许孚远不仅具有类似于王阳明的天资，而且将致良知落实，崇实践行，“以王文成功勋致期”，“至于临事当机，尽吾力之所及”，其表现有都马政、抗倭寇、开新法等。
（一）都马政，解决困毙
许孚远与王阳明的经历多有类似，王阳明于正德七年（1512年）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八年（1513年）至滁州都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六十年一甲子，许孚远与王阳明同地同官，万历二年（1574年）亦在滁州都马政，弘扬阳明学，如其谒阳明祠为诗：“已知道共千秋脉，况复天开六甲期……桃李有情需化雨，江山无语证良知。”罗汝芳称赞许孚远都马政之功：“今天下最称困毙者，莫大于马政，而马政最当亟去者，莫先于种马……闻公丞南太仆时，目击种马为民困毙，乃搜剔微悉，靡不详尽，比入本兵，遂商之大司马、质之大元辅。疏上大廷，竟获允可，两畿内外，岁蠲浮费近数十万，百年困毙，一夕尽苏。”许孚远将良知践行转化为每年为国家节省数十万的浮费，显示出致良知的强大力量。
（二）抗倭寇，巡抚福建
王阳明的良知学形成于勘定南赣山匪、平定宁藩叛乱期间，许孚远之学则形成于抗倭、巡抚福建之际。许孚远在闽粤树立正学典范，全得王阳明事功与学问的真精神。广东沿海深受倭寇侵扰，隆庆四年（1570年），许孚远出为广东佥事，平定高州、雷州倭寇，“大盗李茂、许俊美连倭夷讧内地，岭海大困。先生发十策，练民兵、豫粮饷、设漕舰、扼水寨、据冈峒、调狼勇、实省会、专将领、定夹攻、截归路，语皆凿凿。督兵薄倭营，以二军掎焉”。“于是茂、俊等擒倭酋庄西榕七十人以献，而游击宴秋元欲掩以为功，茂、俊惧，复遁去。先生愀然曰：‘今兹非尺檄所能招，吾当躬往。’遂航海，抵贼艘，示以血诚。茂、俊感泣罗拜，愿悉斩倭孽，散部落为编氓。事定，复建十二议。降者按堵，所省军资巨万”。倭寇侵扰沿海，许孚远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万历癸巳（1593），先生以中丞持节填抚八闽”。“至于揭民秉，示周行，训迪多士，尤谆谆焉”。在内阁首辅王锡爵（号荆石）的支持下，许孚远从用间、备御、征剿三方面抗倭，“侦探倭情本系台下所遣，孚远特奉行之耳。来谕用间、备御、征剿三者，将为议覆，而以用间为急务，诚然诚然”。许孚远对内练兵备甲、加强海防，倡议有限开放海禁以增加税收；对外派遣侦探打探日本军情，全方位部署，抵御日本进犯。如其用间谍，“孚远在此日夕兢兢，尝遣人往彼侦探，今犹未回。若得其情形肯綮，有先发制人之谋，庶几可一褫其魄”，“适此中侦探倭情还报，因以转闻阙下，具论事理，详在疏中”，由此可见其用间之成功。正如王阳明在平定宁藩叛乱中成就了良知学，许孚远亦是在抗倭中锻炼了格物克己之学：“三年之间，困穷艰厄，此意无时而忘。于是恍惚略有所悟……平生未尝闲于军旅之事，且不虑倭奴海寇适与我行相遭如此其殷也。自以分义所在，舍身当之，尽我心力而已焉。当是时，疲劳颠顿，可谓不自胜矣。而危然后安，困然后达，用是以振吾优游怠惰之气，而消其躁妄欲速之私，则平日之意至此而又一验也。”学问在事功中煅炼，既能成就克去欲望之私的克己之学，亦能实现赫奕之功绩，真正继承发扬阳明学。
（三）开新法，救荒赈灾
在民生凋敝时，许孚远担任建昌知府，“日来洗心涤虑，已在盱江，庶几为天子牧养一方小民，以塞人臣之义。其匡弼左右，端本澄源，固有任者”。基于知行合一，许孚远在建昌践行克去私欲、洗心致良知的工夫，开创丈田纳税新法，组织士人重新丈量田地，使百姓增亩而减赋，以此民本固而大治。“先生为守，惟以止风俗、育人才为务。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文庙、雅乐、佾舞生一切废坠，无不搜举。属当度田，躬履亩覆核”。仿效王阳明，许孚远在建昌推行保甲乡约，“本朝王文成先生以保甲、乡约之法行于南赣，而寇盗敛迹，文教振兴”。“本院尝守盱江，修举旧法，因采辑前人所著乡保、条规及律纂、礼要、社仓、社学数事，加之润色，梓示吏民。今复酌于人情土俗之宜，损益裁定，名曰《正俗编》，合行刊刻颁布各府、州、县，一体遵照施行。乡约、保甲具有成规，振举为易，然非一段精神流贯其间，犹无实益”。许孚远还将在江西的保甲成功经验推广到福建。万历十五年（1587年），江南洪灾，许孚远任应天府丞，他请帑买粮救荒，兼修水利，受益者众。
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亦相互促进，许孚远于三者兼得之。许孚远将处置叛乱、建立立业视同治心立德，“方乱之未形，早察民情，振救有术，则虽有奸徒，无因而起。及乱之既形，不为将领所误，不为司道所牵，缚其渠魁，即置重典，则必无蔓延之祸”。由此能够在叛乱将起时将其遏制，以防止叛乱危害社会。为政时，许孚远亦树立正学典范，以此教化后学，“‘道术沦丧，风俗凌夷，士类猖狂，往往无忌。’吾辈处此，只有含容，难与校量。然得学明而教行，此理随处熏蒸透彻，则庶几乎其可挽回一二也”。许孚远以立德带动立言，反对空言虚行，注重实学，尤其是经世致用，主张躬行以致良知，以此力挽阳明学的衰退之势。王时槐评价许孚远：“惟吾丈实学实政，本诸躬行心得，以化俗阜民，足明儒者之实效矣。”由此可见，立德之实学与立功之实政相互促进，且立功以立德为本。张元忭曾对许孚远说道：“每观世态物情，不胜慨叹，而大可忧者，则边事日坏，宇内困穷，竖儒空言何补？唯是二三同志相与淬励，以延此一线之绪，则不敢不勉耳。”作为有担当的儒者，许孚远急国家之所急，以解决“宇内困穷”的内忧与“边事日坏”的外患为首务。对照王阳明的三不朽精神，大儒不仅要立德立言，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延续阳明学实致良知的道统谱系；而且还要立功，在事功中展现良知之用，体现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担当，由此方能真正贯彻知行合一。综上所述，许孚远可谓是全得王阳明三不朽真精神，将致良知转化成赫奕功绩，并在成就赫奕功绩时提升德性、精进学问，由此所证之学必为实学，由此成为阳明学的真正践行者。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原文刊载于《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