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收入陈来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朱子哲学中“心”的概念

朱子哲学中有关“心”的讨论很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因此在一篇论文中把有关“心”的问题作全面的讨论，是很困难的。

在这里，我想集中地讨论一下朱子哲学中心与气的关系，更明白地说，就是：在朱子哲学中“心”是不是气？或者“心”是否属于气？

我们知道，在明代后期的哲学中有不少学者明确主张“性是理，心是气”，认为性和心的关系就是理和气的关系，如黄宗羲就是用这样的观点批评明代朱子学代表罗钦顺的。同时，在韩国性理学史上如李栗谷也主张“心属气之发”。已故现代著名朱子学研究学者钱穆先生在其《朱子新学案》中肯定地认为：“朱子分说理气，性属理，心属气。”又说：“朱子释心，曰知觉，曰虚灵，曰神明。知觉虚灵神明皆属气一边事，非即理一边事。"已故当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早就在《心体与性体》中认定朱子的心是气心，不是自律的道德主体。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曾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台湾学者都认为朱子哲学中心属气，为什么你不肯定这一点？“其实，在我的著作《朱熹哲学研究》第158页对这个问题作过简单的讨论。在这里我愿意进一步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要使讨论的问题清楚而不致混淆，有必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区分：一个是朱子自己是否说过心是气，是否认为心属气；另一个是后来学者从逻辑上来了解朱子的结构，其中的心是否应该属气的范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本文的讨论仅仅集中在前一个问题上面。

太极阴阳

应当承认，认为朱子哲学中心属气或心就是气，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在朱子的论述中，有一些表述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心”是与气有关的，是接近于气的一个范畴。如《语类》载：

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惟性与心亦然。（《语类》卷五）

“犹”指类似、好像，这是说性和心的关系类似于太极和阴阳的关系：太极在阴阳之中而不离于阴阳，性在心之中而不离于心。“犹”字表示朱子只肯定了两种关系的相类性，但并未肯定心是气。相似的另一段语录：

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语类》卷五）

这里朱子不说心是阴阳，而说“心之动静是阴阳”，表现出他的讲话是颇为谨慎的。另一方面，阴阳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很广泛，从而太极阴阳作为一种模式，不限于指理和气这样的关系，也可以指其他有动静的现象。因此，动静往往可以置换为阴阳，而并不表示实体的意义，如心之动为阳，心之静属阴，但这并不是说心之动是阳气，心之静是阴气。

气之精爽

在语录中只有一段对心与气的关系作了某种肯定的提示：

心者，气之精爽。（《语类》卷五）

仅靠这一条语录，我们并不能清楚了解朱子的意思，因为“心”可有两种意义：一指心脏，一指知觉。“精爽”亦可有两种意义：一指精气，一指虚灵。在理学中不仅周敦颐说“人得其秀为最灵”，王阳明也说“气之至精而为人，至灵而为心”（参《稽山承语》第十条）。因此，朱子的这一段话，可以认为实际指的是心脏之心而言。朱子哲学中“心”有时是指心脏而言，如说，“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如饮食中鸡心猪心之属，切开可见。人心亦然。只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语类》卷九十八），“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语类》卷五）。这些实体化的说法中，心都是指心脏。因此，心脏之心及五脏皆可说是气或精气，但并不是指知觉意识之心，并无哲学意义。

虚灵

正如钱穆所说，朱子常用“虚灵”“神明”说心。在这里我们仍处处可见朱子在定义心的概念时表现出的严谨性：

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语类》卷五）

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心脏之心实有一物，可以谓之形而下，但哲学意义上的心并非实有一物，其特质为“神明不测”，故不能说是形而下。心既然不属形而下，当然意味着心不属气。

神明不测又称虚灵，故朱子说：

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语类》卷五）

能觉者，气之灵，是说知觉能力是气所具有的一种特殊功能，是气的一种能力或特性。这个说法表示，朱子确实肯定心与气有关，但这种关系只是承认心之知觉以气为物质基础，并不是说心就是气。所以朱子有一句名言：

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语类》卷五）

这个说法表示，心与性不同，心与气也不同，既不能说心是形而上者，又不能说心是形而下者。所以心既不是性，也不是气。《语类》又载：

问：“先生前日以挥扇是气，节后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听，目之所视，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气之所能到。气之所运，必有以主之者。”曰：“气中自有个灵底物事。”（《语类》卷五）

这也说明“气之灵”与“气”并不是一回事。虚灵特指思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