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学》(第6辑)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66048
《中国心学(第6辑)》编委会



后记
《中国心学》(第6辑)的编辑出版适逢其时,中国社会关于“文化的力量”的认知与实践,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在2025年演进为一场深刻而多元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是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下,全社会对文化作为内生性、驱动性力量的系统性觉醒与创造性转化。它集中体现为文化创造主体的全民化、文化赋能效应的经济与社会化,以及中华文明叙事的世界化,共同勾勒出一幅“以文化人,以文兴业”的生动图景。
2025年,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被置于突出位置,旨在进一步破解深层次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赋能文化建设。制度与科技的双轮驱动,为文化力量的释放筑牢了坚实底座。在一系列因素影响之下,2025年的中国形成“文化的力量”的社会思潮。它不仅是文化领域的内部繁荣,更是文化作为一种基础性、支撑性力量,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的深刻体现。它最终指向的,是文化强国之“强”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与文化修养的高远深挚与厚实强固,为国家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动力。在这一思潮中,中国心学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彰显。
作为这一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与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5阳明心学大会”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绍兴隆重举行。大会以“阳明心学与文化力量”为主题,吸引近500位国内外知名阳明学研究者、阳明行迹地代表及教育、企业、社会治理等领域嘉宾齐聚一堂,共探阳明心学如何为个人成长、社会进步与民族复兴注入深厚文化动力。以“阳明心学与文化力量——2025阳明心学大会”所收部分论文为主体,紧密呼应这一前所未有、方兴未艾的思潮,《中国心学》(第6辑)刊发15篇中国心学研究论文与相关古籍文献整理成果,既展示这一思潮的多重面向,也回应各种学术文化关切。
综合考虑栏目的稳定性和所收论文的特色,《中国心学》(第6辑)设有“中国心学广论”“阳明心学专论”“地域王学”“心学文献”四个主体专栏。
“中国心学广论”专栏,收入欧阳祯人的《<周易>卦象的人性思想研究》、汪群红的《陆九渊对孔子修身治学路径的接受——以<论语说>》为基点》、林安梧的《东亚儒学有关“人的发现”——从精神史看宋明儒学的义理脉络》、罗书华的《孝思的演进之路:从张横渠、程朱到王阳明》四篇论文。其中,欧阳先生大作对《周易》的人性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把握,提出《周易》展示了一个与天地万物相续相连的自然景象、人文景象、社会景象,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穷理尽性、进德修业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心性、性情与社会政治环境的深度联系,展现了人性的负阴抱阳、此消彼长,其理想基石是“诚”,理想状态是“中和”,理想目标是天地阴阳的元亨利贞、品物流形而保合大和。这是对元典时代儒家人性思想的一种精辟洞察。汪先生研究指出,从《论语说》一文来看,陆九渊非常重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身治学路径;他将志道、据德、依仁视为学者修身治学最重要的方面,虽一度视“游于艺”为末,然终曰艺是道,道是艺。陆九渊以孟子释孔子,揭示孟学与孔学的关联,这不仅仅是对孟学的十字打开,更是对孔子思想的“十字打开”。陆九渊论圣人“尽道”与常人“无尽失道”之不同境界,区分小德、大德与全德,辨析仁与恶、恶与过之不同以及道、艺、仁的关系,充分体现其思维的精微与圆融。林先生从精神史视角系统考察宋明儒学中“人的发现”之历程,分析这一发展历程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特质:从周敦颐“立人极”的宇宙论定位、朱熹“性即理”的规范性建构、王阳明“心即理”的主体性觉醒、刘宗周“意根独体”的意向性深化,到王夫之“理气合一”的历史性回归,完整展现了儒家对“人”的理解如何从宇宙论层面逐步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之中。研究最终提出,宋明儒学的精神史传统不仅为理解东亚文化中“人”的观念提供重要线索,更对当代社会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如主体异化、价值危机、生态破坏等——提供了独特的反思视角与解决思路。罗先生研究提出,宋明孝道之思是对先秦“交换之孝”的发展与演进,从张载外宇宙的溯源,经由理学沉思,再到王阳明内宇宙的自觉这一根本性范式转换,中华孝道之思方告成熟。
“阳明心学专论”专栏,收人德国谢林德的《“我今也且学阳明先生,不论科学,只论‘我”’——王阳明与章太炎思想中自我意识和确定性的关系》、顾久的《从自然科学的视角看阳明心学》、韩国郑锡道的《明代老学中的阳明心学概念及其诠释》、万晴川的《论阳明心学对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武将诗人的影响》、张天杰的《基于阳明学“良知”概念的人工智能道德主体性思考》五篇论文。其中,谢林德先生探讨1929年章太炎在上海震旦大学所发表的演讲《说我》,指出章太炎在演讲中,面对当时现代化科学知识对阳明哲学带来的挑战,以知识确定性和道德人格的形成,来申论自我意识的重要性。文章分析了知识确定性与现代知识形式之间的关系,并透过章太炎的论述,指出了知识确定性在王阳明思想研究中所起的作用。顾久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良知”“心即理”等是阳明心学非常重要的基础概念,但前者“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验性质,后“理”是否涵盖物理世界等,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不符合自然科学而进行批判与驳斥之处。因此,阳明心学要更好地融入当代、完成创造性转化,就必须解决与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对接融合的难题。某些当代自然科学结论,能够说明“‘良知’是否具有先验性”与“‘心即理’的‘理’是否包含物理”等难题,从而融通马克思主义与阳明心学。郑锡道先生提出,明代老学的研究主体以儒家学者为核心,贯通了前期程朱理学与中后期阳明心学两个阶段。在儒家学者对老子思想的诠释中,多数仍立足于理学立场展开解读,而从阳明心学视角探讨老子思想的相对较少,其中以王道《老子亿》和朱得之《老子通义》最具代表性。在具有阳明学特色的《老子》注疏兴起之前,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已渗透着浓厚的老子思想因素,因此,研习心学的儒者在阐释《老子》时,往往能形成逻辑自治、内在贯通的思想结构。在王道与朱得之的《老子》诠释中,二者皆以“心”与“良知”等阳明学核心概念为基础展开论述,将老子思想置于“心性之道”的层面加以理解,体现出融汇儒道、趋向合一的学术旨趣。万晴川先生分析提出,明中叶以后,随着国家多事,社会形成武将好文、文臣尚武的风习,促使文武官员之间产生更多的双向互动;武将诗人多与王门弟子有密切交往,在心学濡染下,他们的思想境界和诗艺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形成“文士所不能道”“匪学而能”的宏大格局,在明代诗坛独树一帜。张天杰的研究,对人工智能的“良知”问题给出了清醒的判断。
“地域王学”专栏,收入钱明的《“两浙”的地缘文化基因与阳明学的跨江传播》、李婵娟的《明中后期西樵山书院群的心学交融——王阳明思想的传播与地域回应》、陈雪军的《姚江书院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传播中的作用——以邵廷采和余姚邵氏家族为中心》三篇论文。钱明主要研究阳明身后至明清易代之际两浙地区阳明学讲会活动的消长,分析了其中的一系列因素,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明代中后期两浙王学的图景。李婵娟的研究则聚焦于明代中后期的岭南王学,提出明中后期西樵山书院群的主要创办者湛若水、方献夫、霍韬与王阳明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他们的交流与互动共同编织了阳明心学在西樵山传播的复杂网络;通过湛若水的批判性吸收、方献夫的师承性实践和霍韬思想对立下的意外契合等多元路径,阳明思想与本地甘泉学、程朱理学形成深度对话与创造性交融,并在书院的教育实践中激起了多样化的回响,呈现出精神内核暗合与本土现实需求驱动的双重特征;西樵山的案例表明,明代心学的传播本质上是地方学术主体对外来思想主动选择、辩难与再创造的过程。陈雪军的论文认为,邵廷采在清初的活动打通了阳明学与蕺山学、明州文化与越州文化,成为明末清初浙东阳明后学的杰出代表,从而揭示了姚江书院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传播中的作用。
“心学文献”专栏,收入李小龙的《<传习录>杨嘉猷冀州刻本考——以日本庆安本为中心》、邹建锋、阮玮栋的《陈效古贵州增刻<阳明先生文录>二十八卷本版本价值论》、潘承玉的《恽日初<明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阴刘先生行状>(下)》三篇论文,属有关心学孤本、孤版、孤稀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成果。其中,李文首次披露,万历三十年(1602)冀州知州杨嘉猷主持刊行《传习录》,此本随后即在国内失传;日本庆安三年(1650)曾据杨本翻刻,为杨本保存了一个副本;这一版本的发现,不仅有助于王学传播的研讨,其在结构上亦有独特之处,是历史上第一部附录《朱子晚年定论》的《传习录》版本,并独家附刊《阳明先生咏学诗》百余篇,故亦颇有助于《传习录》的校理工作。邹建锋、阮玮栋的论文揭示最新发现中国台湾地区图书馆所藏陈效古贵州增刻《阳明先生文录》二十八卷本及其附录,有助于比较存世嘉靖不同时期重刻阳明文录二十八卷本的前后变迁,明晰阳明文录不同版本卷一篇目的版本源流,推进王阳明文献版本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心学》(第6辑)还设有“学术信息”专栏,收入余柯嘉、林一成的《阳明心学与文化力量——2025阳明心学大会综述》、孙永娟的《何以阳明?——<文史知识>2025年“王阳明专号”策划手记》。相信这些信息有助于学界和相关读者及时了解阳明心学研究和阳明文化弘扬领域的动态。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各论文作者和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李艳华女士的大力支持。本辑得以顺利出版,是以诸位严谨的学术态度、负责任的工作精神及其所付出的诸多心血为保证的。我们期待,在各方面的关心、帮助下,《中国心学》作为专题反映国内外中国心学研究成果的学术集刊,对“文化的力量”社会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潘承玉
2026年1月18日